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借鉴别国经验，努力摆脱苏联模式，率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初步的成果。虽然这一探索经历了许多曲折，发生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然，毛泽东的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

第一，这一探索从总体上说，还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毛泽东从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中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点的道路。同时，他也从苏联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决心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为此，他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他先后犯了包括“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严重错误，使探索走上了歧途。而由于误入歧途，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61页。

第二，探索中所取得的一些正确的理论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有的还出现了严重背离。例如，毛泽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正确思想，但他后来又断然否定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还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又如，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实践中，却把一些本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再如，毛泽东提出要努力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而在实践中却习惯地套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运动、政治动员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等等。

第三，这一探索中存在着的错误倾向逐步发展，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步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观点、政策思想，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很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由才能的知识分子；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1959年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压制和打击了党内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同志；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在理论上错误地把党内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使党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四清”运动中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以后又错误地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些缺陷，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思想认识上不是完全清醒的。毛泽东的这种不清醒、不清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导致的“空想论”；二是由于对社会政治状况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前者是毛泽东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后者是毛泽东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回答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得最多且论述得最充分的问题，也是导致他出现严重失误的最基本的问题。对此，邓小平精辟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3页。“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6页。邓小平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吸取了教训，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从根本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