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广大干部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深入探讨。“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7页。同时，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力强，习惯于用政治运动方式开展各项工作。这在党力争早日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奋发图强中，很容易滋长急于求成的急性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容易简单化，容易和过去战时共产主义的特殊生活联系起来。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政治领袖和思想理论权威，对社会主义的论断具有不容置疑的力量。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迷误，基本上形成了全党的共识，这种认识具有相当的空想色彩。

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指示信（即五七指示）中，曾勾画了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蓝图。信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政治上能批判资产阶级，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这种精神上高度纯正、收入上大致均等、社会差别缩小、半封闭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他在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设想的延续和发展。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寻求出一条能够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主义净土的方式。“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所谓“新生事物”，无不带有限制商品经济、排斥市场作用、推行平均主义等特点。

毛泽东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推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带有更为强烈的“思想革命化”特点。在“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越来越忧虑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越来越强调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要打倒几个人，他还有更为宏大的社会目标。基于苏联变“修”的经验教训，他更迫切需要寻找出使全国人民更加革命化的建设途径；基于对党内外形势异常严峻的错误估计，他急于发动一场“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运动；基于对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屡屡不能根治的痛恨，他要创建出一条依靠人民自觉革命的机制；基于对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挫伤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后果，他要极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这些问题既有长期性，又有现实性，还有紧迫性。毛泽东认为以往的方式方法和依靠体制内力量已难以奏效，必须用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形式来彻底解决。他要直接依靠群众，发动一场自下而上全国性大规模的“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彻底暴露党内外阴暗面，并通过运动锻炼群众，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以提高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的“革命化”水平，焕发出他们无私奉献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他把不懈地抓阶级斗争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规律，想通过七八年一次政治运动的社会震荡，不断地清除党内外的阴暗面，保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纯正性。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不仅基于他对党内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断，而且也代表他的政治风格。他相信自己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和政治权威，相信自己驾驭政治风云的能力，相信自己代表90％以上的人民利益，相信自己能够把群众运动爆发出的巨大力量归于“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来。但是，在其错误的指导方针下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恰恰在全国性自下而上“革命造反”的盲动中陷入了“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泥沼，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泛滥，新旧社会矛盾一并爆发。新的矛盾靠发动新的政治运动来解决，新的政治运动又在旧矛盾上增添了新矛盾，不得寄予再发动另外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运动未完又来一个运动的动乱过程。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一再变更，指导运动的“最高指示”前后矛盾，结束这场运动的日程一拖再拖，由半年、一年推到两三年，最后成了遥遥无期的不了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