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存在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从经济方面说，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取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经确立，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障碍已经扫除。虽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同旧社会、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是不一样的，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不断得到解决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确立了统治地位。从1957年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前进中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但是这种失误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工作指导上的“左”倾失误造成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党中央已经努力作了纠正。到196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比1956年增加80.9%。国民收入达到1586亿元，比1956年增长70.8%。全国人均收入达到216元，比1956年增长50%。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克服三年经济困难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说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我国根本不存在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经济基础。

从政治方面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巩固的，能够有效地镇压各种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能够组织领导我国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虽然还不完善，但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虽然还存在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但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来解决。在三大改造以后残存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也只是我国社会诸矛盾中的一部分，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中某些人违法乱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等问题，党和人民应用批评教育和党纪国法来解决。可见，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人民同党和政府的政治对立，不存在进行夺权、推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的政治基础。

其次，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严重违反实际。

认为党内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完全违反实际的。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等一系列正确主张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混淆了是非。“走资派”这个概念是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度被称为“走资派”的人，并没有哪个主张过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什么是 “走资派”，从来没有说清楚过，从来没有正确的解释。“走资派”概念不正确，含义不清，界限不明。从不正确的概念出发，作出形势估计，显然是主观臆断，不符合我国实际。

认为党中央内部有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毫无根据的，是毛泽东对党内状况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而作出的错误判断。毛泽东认为中央有“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指三件事：一是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等决定向部分学校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报告过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同意。派工作组是党中央集体从防止运动中出现动乱的考虑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二是指所谓“1962年的右倾”。1962年2月、5月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会议对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认为经济还很困难是“非常时期”。从这个估计出发，采取了一些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右”了。事实上这两次会议的决定和会后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党中央集体决定的。三是指1964年下半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有“左”的错误，刘少奇有责任。但是，这属于工作问题，而且文件是经中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印定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以上述三件事为根据，认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完全违反事实的。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在对客观情况作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主观臆造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力图贯彻八大正确路线的中央第一线。“左”倾思想的发展，混淆了是非和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