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会上出现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表现为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讳言毛泽东有错误，怀疑甚至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一些人以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为由，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他们把建国后的历史、党和国家的工作看得一团漆黑，特别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助长了社会上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的情绪。而党内极少数人不但不承认这股极右思潮的危险，甚至还直接间接地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如何消除党内外这种思想混乱状况，彻底清理“左”的错误和右的干扰，将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并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正确评价毛泽东，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创今后前进的正确道路，成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能否从过去盛行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社会主义事业能否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史，也成为当时国际上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舆论，尤其是西方传媒不断散布我们党的纠“左”和拨乱反正是搞“非毛化”运动，不少西方国家以此作为风向标，观察我国今后道路的走向，判断我们的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对我国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非常关心。因此，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澄清国际舆论，有利于回击国际敌对势力的污蔑和攻讦，有利于树立党和国家的新的良好形象，为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979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小组。《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决议》的起草成为邓小平集中抓的一项主要工作，他多次约见中央负责同志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阐述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起草工作伊始，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他指出：“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3页。在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凡符合三项原则的意见予以吸收，凡不符合三项原则的意见则不予采纳。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