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培养和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关注，并作过丰富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们将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4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求，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培养及其全面发展的理论，把对国民素质的要求具体化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明确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观。

早在1982年7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08页。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根据这一思想，提出要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1983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又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首次使用了“四有”的表述，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5月，他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此后，把培育“四有”公民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逐渐成为我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思想。

“四有”的目标，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整体。在“四有”中，理想是支柱，道德是规范，文化是前提，纪律是保证。所谓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所谓有文化，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强调“四有”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的同时，邓小平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是强调“四有”中最重要的是理想和纪律。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靠理想和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1987年3月，他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二是特别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性。1983年3月，邓小平在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必须更好地重视这个问题，要下决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要求必须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他强调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21页。

总之，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目标，“四有”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具备的主要方面的素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理论的重要发展。把培育“四有”新人、提高“两个素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