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如下一些方面：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关于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关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靠科学才有希望，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方针，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抓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关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等等。

这些重要的观点、思想和论断，是邓小平在精辟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所提出或进一步加以明确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选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样四个问题，来简要地分析南方谈话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1.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0页。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和性质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和消灭旧的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把生产力从束缚其发展的旧制度下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有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亲身实践，列宁则由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太短，所以他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比较长，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明显的失误，就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的广阔的天地”。《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449页。很显然，他的这一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767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767页。应当说，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虽然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却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其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虽然他也看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却没有真正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办法，而是认为生产关系中尚未扫清的私有制残余和公有制范围尚不够大、程度尚不够高的部分，上层建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政治力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采取在生产关系领域内不断地“升级”的办法，在上层建筑领域内不断地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问题。其结果非但没有发展生产力，反而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

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这样就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从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既相互区别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这样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出现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状况，于是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又被提出来。邓小平之所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称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不仅有着一般的意义，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特殊含义。这是因为，建国以后我国照搬了前苏联的模式，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实践的发展，这套体制日益僵化，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必须从整体上改革这套体制才会有出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作了科学的区分。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另一方面，指出传统的体制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对这套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以解放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这场改革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例如，1985年8月，他强调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35页。南方谈话明确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强调要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者讲全了，为我们自觉地把二者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提供了理论指导。

2.  “社会主义本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探讨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这一科学的、精辟的、创造性的新概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吸取了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他过去一系列认识的发展和深化。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最高标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其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东西。但是，自从斯大林建立苏联模式，即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家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逐步背离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转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出现严重的偏差，直至发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因此，南方谈话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时，首先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非常富有新意的，并且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体现在：其一，是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而来的。如前所述，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范畴，就是在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其二，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发展生产力显得尤为迫切。其三，针对当今世界的实际。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发展迅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一情况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样的压力和挑战面前，只有努力发展和提高我国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和目标相统一的角度来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后，南方谈话接着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和目标相统一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作出的科学界定。这一界定，既坚持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状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方面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作为与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不同本质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比以往的社会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当说，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方面，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确定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形式，而是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甚至把公有制理解为越公越好，把按劳分配理解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结果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正是基于历史的严重教训，邓小平坚持目标和过程相统一的观点，既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又作为逐步实现的过程提到人们的面前。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朝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同步前进。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不仅每句话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而且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它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上，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的统一上，揭示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既是一个有机整体，又是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下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一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抓住了最实质的内容和统贯全局的线索，社会主义的其他一切特征，都可以在这个实质的展开中，在这个基本的线索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马恩列斯毛都没有使用过“本质”这个词来概括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从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中来认识新社会，而只能从基本原理上揭示新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他们强调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要根据今后的实践来决定。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列宁大体有两种提法：一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二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如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抓住商业这个中心环节，等等。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作为社会主义的模式加以固定，这一模式后来逐渐僵化，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不乏深刻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最终没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制约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终于在南方谈话中科学精辟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思想，既继承和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创造了重要的新概念，增添了重要的新内容。这一概括，从最深刻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避免了过去离开生产力，单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认识社会主义的片面性，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新的境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它对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这两个“不等于”的著名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把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作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定论，并且一直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探索着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胆略和极大的理论勇气，从时代的高度、历史发展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大胆地提出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据我国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考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共有12次之多，最早的一次是1979年11月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断然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方法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最后一次就是南方谈话中的有关论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发展，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57页。列宁早期也认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12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与早期的列宁都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后来，列宁搞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并在其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由于他过早地逝世，他的这些深刻的思想没有充分展开，有的也没有得到实施。斯大林执掌大权后不久，就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按照马恩的设想实行全盘的计划经济，并且使这种计划体制日益强化。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计划经济体制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确立了它的权威地位。虽然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和商品经济，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保留的只是商品的外壳。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保留商品生产的重要性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作用的重要思想。但在总体上，我国一直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因此可以说，尽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实践中都允许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商品经济存在，但在理论上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正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邓小平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的传统思维模式，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重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具有突破性的历史贡献。

4.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是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鲜明的思想观点。

在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左”和右的错误都曾经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过，都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但从总体上来看，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左”倾错误，如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等等。这些“左”倾错误，其共同特点就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忽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经过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却长期陷入“左”的错误。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领域严重的“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机械地、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预测性论述，在生产关系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推进生产力脱离实际地超高速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但是“左”的错误依然存在，就是往往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有关论述出发来衡量改革，将一切不符合经典作家论述字面意义的改革举措都责备为“资本主义 ”，动不动就用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方法来对改革开放兴师问罪，这种思维模式极大地限制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强调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重点是防止和反对“左”的干扰，认为这是在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过程中的主要倾向。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不彻底纠正‘左’ 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41页。1988年6月，他进一步说明了建国后“左”的错误的内容，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69页。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左”的思想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5页。这一番话，透彻地阐明了“左”的危害性和顽固性，深刻分析了当时国内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强调了防止和反对“左”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一篇维护党的基本路线，维护改革开放，反“左”防“左”的宣言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