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方谈话，江泽民曾在多次讲话中作过高度的评价。1992年10月，他在党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9页。1997年9月，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要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0—11页。这些评价，深刻地揭示了南方谈话的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是对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揭示和科学定位。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南方谈话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了精辟的分析，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姓“资”姓“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出了透彻的阐发。这些分析和阐发，不仅有政治上的强烈针对性，而且有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在理论方面实现了许多重大突破。正因为如此，南方谈话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具体表现在：

第一，南方谈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南方谈话是一篇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著作，它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从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方面作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从而使其思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我们知道，邓小平以往的谈话或讲话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背景和要求，着重分析和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各有侧重。南方谈话则不同，它不是针对某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是对整个理论的全面论述，因而它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篇幅最长、思想份量最重、理论分析最完整的著作。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南方谈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总结，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体系化。

第二，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和新论断，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进行简要的分析。一是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些新思想和新观点，既是邓小平对新的客观情况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又是对他以往思想的总结和升华。比如，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似乎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其实是邓小平对他以往这方面思想的进一步总结和提炼。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8页。1983年初，他进一步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3页。很显然，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了他以往的基本思想。但是，南方谈话把这三条标准集中在一起，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准确地表述出来，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原先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遵循和依据。二是南方谈话对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作了较为深刻的阐释，从而增强了它的理论色彩。众所周知，在以往的一些谈话中，邓小平比较习惯于用一些精辟的语言来概括其深邃的思想，因此往往论断较多，论证较少，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的风格。南方谈话则不同，不仅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论断，而且有较多的阐释和论证，因而突出了其理论的色彩。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为例，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85年通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他又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往的这些谈话只是提出了命题，并未展开论述，南方谈话则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释：一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角度论证了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经济体制，从而赋予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命题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把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强调指出，过去讲的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就大大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