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之声

虽然卡拉扬的控制欲极强，但不可否认，在他的激励下，音乐家们共同演绎出了最为动听的旋律。那华丽而富有标志性的“卡拉扬之声”，堪比装有法拉利发动机的劳斯莱斯，是奢华、优雅、内敛外表与强大动力的完美结合。柏林爱乐乐团1969年时的首席长笛詹姆斯·格尔威（James Galway）曾说过：“在他的指挥下，我的演奏水平总是比别人做指挥时要好。他永远能把你最优秀的潜质挖掘出来。乐团中的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挺直腰板坐在椅子边缘。如果你看过柏林爱乐乐团的录像，就会发现，没有人靠在椅背上。”

卡拉扬的天赋在于他能感受到作曲家（施特劳斯、瓦格纳或贝多芬）的心声，利用乐团成员的指尖，为音乐注入情感和诗意的生命力，并通过旋律中每个细节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迈克·格罗兹（Michel Glotz）从1968年开始担任卡拉扬的执行制作人，他说，如果卡拉扬想要“真正的渐强效果（crescendo），你就必须从最低的极弱（pianississimi）过渡到最高的极强（fortississimo）”。卡拉扬的著名女弟子安妮-苏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13岁起就跟随他步入了音乐的圣殿。她回忆说：“他的小指一动，乐团仿佛顷刻间便化身为一张天鹅绒毯。”他是乐谱、乐团和观众的唯一焦点。

不但如此，他的影响力还远远超越了音乐厅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对于古典音乐在普通大众中的推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仅在音乐录音方面，他个人就创造了约5亿美元的收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一些录音作品达到了巅峰水平，在音乐的表现力上无懈可击、无可匹敌，带着标志性的卡拉扬之声，直到今天依然大卖。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激光唱片的发展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录制了第一张商业销售的CD盘—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Eine Alpensinfonie）。他积极支持这种新形式，据说在他的坚持下，早期样本的最长播放时间从60分钟增加到了74分钟，这样就能录制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Ninth Symphony），并把他现存的大量录音作品转到CD上。追寻完美

在卡拉扬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中，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施特劳斯、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舒曼、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以及其他几位作曲家的作品上。他被誉为“古典音乐行业最伟大的创新者”，同时又十分沉迷于每个音符的精准无瑕，为此不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指挥并录制同一段作品，将已经近乎完美的作品演绎得更加完美无瑕。

面对他人的批评，卡拉扬依然对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有人说他在音效上过于精细、过度苛求，他回答说：“如果细节做得好，整场演出才够水准。”

遍及世界的所有指挥和乐团都要面对效率和成本管理的问题，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正是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对细节的专注，才能真正拉开完美与平凡之间的距离。

现实中的原型美可

智能药品 1946年，制药公司Chemie Grünenthal研制出一种革命性的面向大众市场的镇静剂，用于缓解恶心、失眠和孕吐反应。这种药品名为苯二甲酰亚氨基-戊二酰亚胺（phthalimido-glutarimide），或称撒利多胺（thalidomide）。据药品测试者称，他们服用这种药物后，感觉良好，没有毒副作用。于是，公司决定把药品推向市场，作为巴比妥酸盐类药品（barbiturates）的安全廉价的替代品。

1955年，Grünenthal公司把这种新型药物的免费试用品派发给了联邦德国和瑞士的医生，而并没有作任何测试或系统性跟进。药品迅速流行开来，成为了欧洲销量排名第三的热门药，在有些国家，其销量甚至仅次于阿司匹林。

然而，药品还没有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灾难性事件就接踵而来。1956年的圣诞节，在德国的斯托尔伯格（Stolberg），一个无耳女婴降生了。女婴的父亲是Chemie Grünenthal公司的员工，拿到免费试用药品后，给了他怀孕的妻子服用。很快，噩耗从四面八方传来，据估计，由于一些母亲服用了这种药物，有超过10000名婴儿出生时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

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药品的审批流程和监管措施少之又少。事实上，当时在美国，只需要证明药品安全即可，根本不需要证明其有效。美国制药企业理查森-梅里尔（Richardson-Merrell）公司向政府申请把这种药品推向市场，但由于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对于药物临床实验不要求预先审批，公司于是直接开始销售。据估算，在美国，理查森-梅里尔公司通过“1267位医生，给20000名病人开出了共计250万片药”。1960年12月，英国的医学期刊纷纷登载文章，指出这种新型药物潜在的副作用。然而，1961年4月，撒利多胺的处方销售又在加拿大开始了。事实上，在撒利多胺正式下架的过程中，加拿大是行动最晚的国家之一，比联邦德国晚了近四个月。人们纷纷传言这种药物具有危险的副作用，而在药品禁售过程中，为什么某些国家医生和药剂师的动作会比其他国家慢好几个月呢？

直到今天，撒利多胺的案例依然是“现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起医疗灾难”。究其原因，应归咎于缺乏足够的测试，在医药行业内没有通畅的信息共享渠道，以及政府、医生、制药公司和医疗机构在药品下架行动中的迟缓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