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台“消化机”在无限艰难的社会里成长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经过漫长的旅程，沈龙朱随家人终于到了昆明，见到了久别的父亲沈从文。弟弟沈虎雏后来在有名的《团聚》一文中写道：

待到妈妈终于把我们兄弟拖到云南，全家在昆明团聚时，我俩的变化叫爸爸吃惊：

小龙精神特别好，已不必人照料，惟太会闹，无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小虎蛮而精壮，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东西吃毕嚷着“还要”，使一家人多了许多生气！

我俩不顾国难当头，不考虑家中有无稳定收入，身子照样拼命长，胃口特别好。

尤以小虎，一天走动到晚，食量又大，将来真成问题。已会吃饭、饼、面。

爸爸说：“天上有轰炸机、驱逐机，你是家里的消化机。”

消化机是大的应声虫。“大”，就是龙朱，他教我说一口北京话，自认为北平人，十分自得。湘西人称哥哥为大，爸爸趁我不备影响了我，以致到今天我讲哥字还觉得挺绕口。在战争中，社会环境的恶劣可以想见。沈龙朱回忆说：“真正到了云南，周围环境是非常不好的，抗日战争时期嘛！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衣服上补丁也是普遍的，家家都这样，孩子们都是屁股上打补丁。”

童年沈龙朱看到太多很不舒服的事。他说：“我看到从贵州抓来的壮丁。怎么押解他们走呢？粗铁丝直接穿过手心，壮丁们一个一个就被粗铁丝穿起来，串成一串，痛苦而吃力地行走。旁边是押解他们的大兵，荷枪实弹，却也穿得破破烂烂的，就沿着田埂走。我们小时候就得看这个。”

虽然说没有少年沈从文看到的惨烈，但沈龙朱和弟弟已经感觉非常难受了。他对我说：那儿有个很大的集，一到赶集动不动就要杀人——枪毙人。但是已经进步了，不是砍头了。父亲尽量不让我们接触这些。

霍乱一来，疟疾一来，各种瘟疫不时就爆发了，死伤很惨。我记得同院子里地主家的一个长工，对小孩非常好，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样子。不知道他吃了一碗米线还是吃了一碗什么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

河里经常会漂下一些死尸来。一次，人们捞起来一具尸体，数数伤口，是被捅了二十七刀。抢劫？还是复仇？这人怎么就被捅成这样？人们不能知道。

同时，还有的逃兵。他们从部队上跑出来，后面有人追着拿机枪打。被打中的，就倒在路边上，肠子从肚子里涌了出来，而人还没死。可是，谁也不敢去沾这样的事情。好心的老百姓拿片席子给这即将死去的逃兵盖上，以免大家看见。但席子下面的人，最终必然是死。

类似的惨剧，小时候看得很多，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到昆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离开昆明。沈龙朱在云南住了八年。从四岁，长到了十二岁，是他人生中非常快乐和美好的时光。虽然生活惨淡，虽然条件恶劣，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和整个战火中、国土上的无数同龄孩子比，父母艰难地庇护着他和弟弟，努力给他们一个温暖、温馨的童年。沈龙朱不止一次说起：“应该说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童年，过得非常舒服，非常愉快。”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沈从文和多数从内地迁移去的文化人一样，搬家到乡下。在八年时间里，他们搬迁过几次。但这与流离失所的敌占区的老百姓比，已经算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