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温商，改革旗手

清朝孙广图有一首题为《忆江南?温州好》的词，其中有“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之语。纵观温州的人文历史，的确称得上是“别有乾坤”，风景独好。今天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温州还是个“数学家摇篮”。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数学家，他们中有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祖师的姜立夫；有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之一的苏步青；有当今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非线性科学”的首席科学家谷超豪；有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等……长期在“经世致用”观念熏陶下的温州人，重视实用之学，因而产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数学学者。

众所周知，商人和数学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工于计算、善于突破。温州这块具有灵性的地方，既出商人，又产数学家，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温州人从来就是讲究实际的，温州商人更是如此。正是他们创造性地继承了历史上浙商的优良传统，才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率先在全国发展起了个体私营民营经济，在彻底改变了温州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也成就了一个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现代商帮代表。

温州历来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非常时期，也扼杀不了温州人致富的欲望和冲动。1956年正当全国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时，永嘉县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却搞起了包产到户。随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李云河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被打压下去。后来的家庭工业就是包产到户的“复辟”和延伸，它们都是利用家庭这个中国人天然的经济细胞来搞务农或务工经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因此，温州人一直以来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在50年代到60年代，被等同于投机倒把；在70年代，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后来还引发了到底是姓“资”姓“社”的大讨论。那时候的温州以“乱”著称，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为了治“乱”，1981年下半年，上面特地把副省长袁芳烈派到了温州，给他一年时间，让他解决“治乱”问题。

然而温州的“乱”根子就在于穷。当地农民有句顺口溜说：“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1981年，整个温州地区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投入极少，30年才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不得已之下，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排队、倒卖车船票等等。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有人讥讽为“十万细菌”。

袁芳烈以前干过地方官员，自称曾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他是带着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的。但在半年后，这个为温州老百姓吃饭问题愁眉不展的“钦差大臣”有了微妙的思想变化，起因是两次下乡调研过程中的“偶遇”：

一次，袁芳烈坐车经过麻布，在河边碰到一群牛，有上百头，个个膘肥体壮，而且还挂着大红花。袁芳烈曾经在基层工作，见识过的牛农闲时大多缺乏照料，哪有今天这样风光？于是，他向牛倌问个究竟。牛倌告诉他，这群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他赶这群牛是参加比赛。接着，他在乡村干部那里，了解到养牛户的积极性所在。瑞安人把水牛唤做“三五牌干部”，因为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奶厂收购也值500元，每年产牛犊一只又值500元，而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那群牛，让袁芳烈想了很长时间，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人的积极性高，牛的效益也会发挥到极限。袁芳烈原以为温州人觉悟低，这才觉得是一种偏见。温州人的观念是先进的，不是落后的。

在瑞安塘下镇，他发现一间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个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白天守着机器，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都自叹弗如：5台机器投入只要500元，老太太一年下来净赚6000元。这使为温州工业化搔破头的袁芳烈十分兴奋，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而当时的温州，纯利60万元的企业屈指可数。

一趟下来，让袁芳烈的脑子清醒了很多，原本打算割“尾巴”的斧头，始终没有劈下去。情势逼着袁芳烈要为民间经济解开束缚发展的镣铐。这个当年“割尾巴”的高手，于1982年12月策划了温州市的“两户会议”。“两户”是指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搞商品经济的能手。当时市里下通知，就连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疑虑重重，以为是鸿门宴，要一网打尽。很多“两户”人员接到通知，连夜逃到外地躲避；有的实在逃不掉，背上铺盖、脸盆，带上干粮，哭哭啼啼跟家人告别，准备蹲“学习班”。城区的锣鼓和欢迎条幅让他们晕头转向。在会上，他们被戴上“大红花”。袁芳烈向大伙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几项措施。有趣的是，“两户”代表没别的要求，只要袁芳烈的讲话稿和市里新规定的文本，他们说，一旦今后出了事，就说是袁书记让干的。

同样是1982年，一场“风暴”横扫温州。风暴中心是在地处交通要道的乐清柳市。当时，柳市是全国性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重地。省政法部门在镇上抓了“八大王”——八个“冒尖户”。当时的理由非常简单，其中的“翻砂大王”吴师廉在路边盖了五层住宅楼，省政法委领导路过见到，据此认定是投机倒把，7个“大王”被治罪，1个“大王”被打击，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袁芳烈当时也到柳市看过，工厂店铺都被封了。他一时也没有对策。毕竟，司法裁判是以当时的法律为依据的。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搞活流通”，袁芳烈马上意识到“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于是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只是，这“八大王”大多数在之后平凡无奇，重回芸芸众生。

袁芳烈调离后，董朝才接任了温州市委书记。尽管他也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前来履新的，但温州的现实也使得他像前任那样很快扭转了观念，转而积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1987年9月，在争议多年后，中央终于给温州也批了个“温州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温州的“经济改革”，终于获得了一块金字招牌的保障。

经历了磨难之后的温州人，以更加成熟的理性叩开商品市场的大门，家庭工业蓬勃发展，挂户经营独具特色，专业市场风起云涌，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典范”。一时间，温州成了全国各地人们争相踏看的一片热土。那条通往温州的崎岖山路车流堵塞，车祸激增，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从1984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赴温州考察学习的人无法计数。仅据1986年统计，当年赴温州考察访问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93人，各界人士超过3万人。温州人说，1986年接待的高级官员和各界名流，胜过以往一个世纪。新闻界把1986年称为“温州年”。

尽管是这样，温州以及温州的“老板”们仍是全国争议不断的中心话题。数年前，因为温州部分地区屡现“假冒伪劣”商品，引发极大的关注，人们批判的锋芒由消费事件转移到意识形态上面。民间有句话说：“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即便在拥有了“实验区”这块招牌后，有关上纲上线的争议仍然不断。

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收到一份提案说，温州资本主义现象极为严重，物价飞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民间贫富悬殊……仅仅两年时间，温州就三次惊动中南海，中央三次派调查组前往。

调查很快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

两个月后，乔石视察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