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月后，李瑞环来到温州，他说：“温州这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看，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要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在短短一个月内，中央高层领导频频视察温州，给温州人吃下了定心丸。

然而，围绕着温州的争议总是那么纷繁复杂。

这一年夏天，温州一位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信中描绘温州老板“骑着本田王，穿着A底王，睡着弹簧床，抱着花儿王”，揭露温州的种种“丑恶”以及雇工们如何缺乏保障。

一位领导在看过此件后异常震怒，要求严厉查处。

这样一个批示，对于温州人，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围绕着温州的争论，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在体制转化过程中，温州自身存在的许多不足也让争论有了现实的载体。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稿《经济日报》，控诉他买的温州鞋穿了一天就掉了跟，而所谓真皮也不过是劣牛皮的合成革，有人称温州鞋是一日鞋、礼拜鞋。1987年6月，杭州武林广场一把大火把上千双温州鞋付之一炬，继而这把火烧到南京、长沙、株洲，与此同时，温州柳市的伪劣低压电器造成全国多次伤亡事故，惊动了国务院，这直接促使温州痛下决心，开始了以质量立市为主题的二次创业。改革就这样在艰难中曲折地进行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温州的干部、理论工作者、广大老百姓经受着巨大的牺牲和考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东方风来满眼春，他让地处浙南一隅的温州人领略到了春的暖意。关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圆满画上了一个句号。

1992年以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1997年温州市1240亿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仅占2.6%。这悬殊的比例又让许多人心中不安。这时又有人说，温州已成为私营经济的天堂。

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束了，所有制问题上姓“公”姓“私”的问题又一次成为讨伐的目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多种经济成分应共同发展。

几百万温州人在实践中摸索探讨，在饱经风雨、备受褒贬之中步履艰难地迈步前行，终于迎来了一片艳阳天。

可贵的是，不管怎样争论与责难，绝大多数温州人并未徘徊犹豫，在纷争中停步，而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争论，重发展，始终埋头苦干。正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温州人日益坚定地形成了一种科学、辩证、顽强的改革价值观，这是温州人对中国改革事业的一份特殊贡献。

在这期间，冒出了一个后来耳熟能详的新鲜名词——温州模式。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江——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随后被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可和沿用，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模式”一词冠在一个地方头上。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调节运行机制。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新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所看好，有经济学家又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新概括：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如今，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准备通过实施五大战略，引领温州模式实现新的突破。这五大战略即是：沿海产业带发展战略、大都市区建设战略、生态环境优先战略、先进文化引领战略、内外温州人互动发展战略。

其实，任何一个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是温州人身上不竭的创造精神和超常智慧。

如果从温州人角度来看，温州模式，其实就是温州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不是发明某种东西，或者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办法生产老商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功能是将各种现成的资源利用起来，生产出商品。温州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很匮乏的。其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是相同的。如果仅看这些条件，温州最不可能成为经济先发地区。但是，温州人却有本事将所有资源组织起来，来满足新出现的民众需求。本地没有要素，他们可以将别的地方的要素组织进来。甚至那些不利的政府政策，也被企业家组织成生产要素。前面提到的几任市委书记，都是抱着整顿温州的目的而来，上任之初也确实进行了一番整顿，但是不久就成了企业家的盟友和支持者。政府的相关政策，最后也被企业家组织进了自己的目标体系。

温州的企业家精神为温州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在温州，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自由、自发和自主的扩展。温州人不仅靠白手起家建设起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温州，而且还有60多万温州人遍布在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有200多万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在国内182个城市建立了温州商会，在温州之外支起了另一个庞大的“温州人经济”。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精神，可谓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无价之宝。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温州籍企业家，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变革的、创造的、自由的年代，他们完全可以与这个时代的每一次进步对号入座。

温州当时有名的“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郑元忠，是温州人敢想敢干、抢占改革和发展先机的一个代表人物，曾被列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有了他的榜样和带动作用，就不难理解后来者如王均瑶胆大包“天”、郑元豹一年“狂吞”66家企业的壮举。柳市“双雄”南存辉与胡成中，分别是中国低压电器排行第一与第二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创始人，这两位30多年前的同班同学，共同演绎了中国民营制造业由小到大、由制造到创造、迈步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一拨拨温州籍企业家踏着市场经济的美妙旋律，走出温州和浙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续写着温州商人的神奇，他们是：叶康松、李诚、杨介生、张文荣、林凯文、郑元豹、周成建、王忠芳、徐益忠、王均金、金福音、林智、卢华飞……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对温州商人有过一段很中肯的评价，他说：“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和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吃苦”的温州商人才有资格成为中国民本经济的“形象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