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誉京津

浙江距离北京、天津虽然路途遥远，但浙江人一直关注着这一地区，前往经商贸易者络绎不绝。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说，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多半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经营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的，“都是清一色的浙东人”。

誉满京城的同仁堂药铺，就是宁波慈溪人乐梧冈于康熙时期创办的，到了乾隆年间，同仁堂一度衰落。1843年，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意欲重振祖业，想方设法与官府接近，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及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官，无不往来密切。为了便于出入官府，1954年他还捐了个四品官，1878年又捐了个二品，相当于督府大员。每逢会试之期，同仁堂便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平安药，花费不多，效果甚好，于是同仁堂的名声远播全国。当时，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理一次城沟，乐平泉便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悬挂“沟灯”。夜色中，印有同仁堂红字的沟灯特别耀眼，既便利行人，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乐平泉还热心消防公益事业，于1867年设立了同仁堂普善水会。1888年12月15日这天，皇宫珍度门失火，多赖普善水会奋力扑救，同仁堂借此名扬京都。慈禧太后经常饮服同仁堂制作的药酒，总管大太监李莲英曾奉慈禧懿旨，令内廷越过御膳房，直接向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足见慈禧对同仁堂和乐平泉的信赖。

宁波商帮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槐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有分号。浙江人经营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这“四恒”号钱庄，信誉最好，流通亦广，是“京师货厘之总汇也”。鸦片战争后，北京成衣业商人的势力也进一步壮大。1890年，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73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

与政治中心北京相比，近代天津则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主要集散地，理所当然也是浙商在北方的大本营。天津于1860年开埠以后，浙江商人闻风而动，捷足先登，来到天津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在对外贸易中，“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他们在洋行和华商之间牵线搭桥，经销进口洋货，并组织土货出口。当时宁波帮的头面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也都活跃于其中。

1878年，王铭槐来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李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同时涉足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元。王铭槐颇讲乡谊，对宁波商帮在天津的活动多有助益，凡是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他都热心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任买办；想经商的则设法资助资本，从而使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经商，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之一。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同来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宁波人李正卿先是在兴隆洋行，后又相继在比商良济洋行、美商美丰洋行任买办，还开设美丰新栈，经营棉花、皮毛出口业务，还曾与黎元洪、哈汉章合资创办新农油醇公司。

光绪年间，严信厚、严蕉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但成员多数是宁波商人，会务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商帮掌握，成为宁波商帮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此后，天津的浙商尤其是宁波商帮声势日益壮大，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甬商经营的，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西服业、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甬商都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当时，天津商界两个势力最大的帮口，就是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

今天的浙江商人在京、津两地的情形如何呢？有这样两组数字可以说明：直至目前，浙江在京人数超过50万人，创办企业10万多家，涉足几乎所有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在津浙商有20万人左右，累计投资额愈800亿元，创利税50亿元，解决50万人就业。

北京浙商既具有草根特性，又带有皇城根特点。前面讲的是当初浙江商人带着“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进京创业，后来涉足服装行业，形成在北京有名的“浙江村”。后者是指浙商在自己努力和政府引导、支持下融入当地，进入主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年顽强生长的“浙江村”和北京浙商在艰难中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从2003年起，由北京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丰台区还将大红门服装商贸区作为本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2007年10月，丰台区又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签订协议，将为大红门地区中小企业提供定向贷款支持，以解决外地商户在京融资难问题。

多数浙商善于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传统优势，将传统制造业、商贸业和市场建设经营有力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经营规模。例如浙商夏义苏在京创办北京威涛投资有限公司，其总部占地面积达到1932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0多平方米，下辖北京威涛龙服饰有限公司、北京正天兴毛皮新市场、北京木樨园连发窗帘市场、北京洋桥窗帘家居市场、北京世纪威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北京东罗园工业园区、豫泰商厦、北京和义五金机电城等13家公司。其中，北京威涛龙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大兴旧宫开发区，主要设计、生产、销售裘皮、皮毛、皮装、高级时装等精品服饰。年产销15万件套，外销20万件套，并出口国际市场。其品牌“意特利”曾被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为真皮标志产品，被中国技术监督局评为中国优质名牌产品，获得“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产品”和“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

北京浙商还善于把浙商优势和北京优势很好地结合并创造性地运用，使其得到最大的效益。沈国军的银泰中心、许为平的总部基地、祝伟民的世纪风采文化公司等，都是在首都设下大本营，再将业务辐射到全国各地。相反地，总部在老家浙江的企业，也多会瞄准机会在京延伸业务、扩展品牌度。

沈爱琴治下的万事利集团公司，就在北京设万事利礼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大打奥运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礼仪小姐服装共分“青花瓷”、“宝蓝”、“国槐绿”、“玉脂白”、“粉色”五个系列，每一系列分别按照嘉宾引导员、运动员引导员和托盘员的不同职能又设计了三个不同款式，共15款。亮相的15款礼服中，“青花瓷”系列被认为极富中国情调，蓝白相映的旗袍式长裙，宛若会行走的中国古典瓷器。而这蕴涵中国文化传统的服饰即由万事利全权设计制作。另外，万事利集团除了设计制作以上礼仪小姐服饰外，还承担了奥运奖牌挂带的制作，并且为奥组委提供了所有奥运礼服的丝绸面料。

临近北京的天津浙商，像他们的前辈宁波商帮一样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高的档次。随着天津的大发展和滨海新区开发，大批浙商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全国知名的企业，如复地集团、华门集团、奥克斯集团、阳光集团、伟星集团、中天集团等，纷纷在天津投资，并以浙商投资的大型商贸项目为平台，采用以商招商的方式，成功引进了世界五百强企业，包括凯宾斯基集团、瑞典宜家家居、印尼力宝集团、美国俄本集团等前来投资合作，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

在天津颇有名气的天津现代集团有限公司，是浙商马成喜投资创办的。该集团下属19家子公司，是以商业地产开发为主线，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化学建材制造、物流与国际贸易三大板块于一体的大型集团化民营企业，2006年进入全国民企500强行列，同时被评为全国服务业500强。集团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的两大项目——“天津现代城”和“天津凤凰商贸广场”曾是天津市重点工程项目。现代城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法国电灯房、赤峰道督军一条街、中心公园共同形成的独特历史意义，将地域文化特色与现代商业理念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社会综合价值和商圈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印尼力宝集团、伊势丹、凯宾斯基酒店集团等国际知名企业的青睐。该集团的另一个项目，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天津凤凰商贸广场，则将商业与文化、旅游结合在一起，改变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实现了以旅游繁荣商业，以商业带动佛教圣地的旅游观光。同时还着力打造体验式的理想购物空间，以休闲购物模式来引领现代生活时尚。

浙籍企业家在天津经济建设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其中现代集团董事长马成喜荣获天津市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和泰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连良桂、应大皮革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应泽从、陶陶鞋业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加、登发大世界有限公司总经理庞利平等多次荣膺天津市十佳青年民营企业家称号；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芝泉荣获全国科技重大成就奖。不少企业家还当选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