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汉渝

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是近代浙江商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借助武汉良好的区位优势，精明干练的浙江商人活跃在湖北近代工商业的各个领域。

活跃的客籍商人始终是推动武汉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尤以宁（波）绍（兴）商人为最”。他们输入棉布、棉纱、绸缎、海产等物；输出米、棉、苎麻、黄豆、杂粮、桐油、牛油等等，清末民初时，营业额每年达到50万两以上的商号不下六七十家，合计约在3000万两到3500万两。汉口的水产、水电、航运、洋油、火柴、五金、银楼、钱庄、银行等业，以及商埠的洋行买办，大多数为浙江宁绍帮所垄断。

汉口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附属的太古车糖公司，每年在汉口销售的车糖约有10万吨，资本雄厚的宁波帮海味商号，往往兼营糖业，是他们的主要销售对象。宁波商人在宣统年间创办的浙江老宝华银楼，最初设在汉口集稼嘴，后来迁到了四宫殿，新址为三层洋楼式店屋，甚是气派。该店主要经营金银加工，尤以条锭、叶金最为著名，也精制时尚金银首饰和各种勋章，还独家经销宁波费春茂各种金箔，以及收购各种荒金。长江的夹板船航运业也都有宁波帮商人经营，通过这些夹板船运进运出的货品巨大。其中杂粮业中，有一种汉帮志成堂的组织，这种“汉帮”并非汉口籍商人组成的帮口，而是专做汉口及长江上游来货生意的一种行会组织，主持者多为宁波商人，如元丰号、永昌元号、恒兴仁号、成泰义号等，他们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还组织了杂粮茶会。

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中有不少是宁波帮商人，“汉口头号商人”镇海人宋炜臣当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像他这样的有影响人物在汉口还有很多，汉口商务总会中的头面人物就有：任职于中国交通银行的商务总会首届总理卢鸿沧，任职于汉口太记洋油行的总会协理汪炳生，任职于汉口太和杂粮行的副会长郑似松，汉口华昌洋行经理蔡永基、蔡瑞卿，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盛竹书，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史晋生，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沈宾笙，汉口美最时洋行华经理王柏年，以及慈溪人秦楔卿、赵典之、郑夑卿等，都先后担任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或会董，不少人连任数届。

武汉之外，湖北其他重要商埠也都活跃着浙江商人的身影。在人称“小汉口”的沙市，浙江商人势力很大，在三民路设有孤庞会馆，浙江帮中主要是宁波籍商人。沙市的“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凤”等知名银楼、银号都是浙商所开。太古、怡和、安利英、日清等洋行在沙市的买办，也都是浙江人。由浙江人担任代理商的“慎大”、“生记”、“明德”等煤油号，包揽了沙市周边各县所需煤油的大部分批发业务。1936年，“慎大”经理许惟三拥有现洋10多万元，他用这笔钱开设联大、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棉纱、杂粮、匹头等，并做黄金生意。他还开设大昌肥皂厂、松大烟公司，经销三七牌、三五牌香烟。更早的时期，在上海的宁波帮大佬虞洽卿旗下的三北轮船公司，有三北、鸿源、鸿亨、鸿利、鸿真五艘船定期往来沙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浙江商人在该地的贸易。

经汉口上溯至长江上游的重庆，历来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早在乾隆时期，旅居重庆的宁波、杭州、湖州、绍兴四府人士，就在重庆江北永定门外创立了四府敦义庄，以扶助同乡。民国时期，来重庆经商的浙江人逐渐增多，1920年，穆赓照、夏渔笙、刘善卿等人创设四明旅渝同乡会，10年以后，该会会员达到了1053人。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陪都”重庆作为大后方，引得沿海各地企业纷纷迁往，一时间在渝经商者倍增，浙江商人在重庆的投资也达到了高潮。1937年11月，余名钰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大鑫钢铁厂，辗转经武汉迁至重庆，与民生公司合组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设立机修、翻砂、机器、木工、炼钢、煅钢等分厂，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1938年至1939年，为支持前方抗战，渝鑫钢铁公司全力以制造军火为主，大量生产山炮、炸弹和手榴弹。此后，转向生产民营产品，生产各种钢材和各式车床、机械等。到1940年，该厂资本达到200万元，1943年增资为1000万元。抗战期间，渝鑫公司共产钢6057吨，铁5886吨。1942年7月余名钰等人又筹资400万元，在重庆创办了中国金属制片厂。

鼎鼎大名的华生电器制造厂，为定海人杨济川、叶友才创办，抗战爆发初期辗转迁到重庆，承制兵工厂定制的军需物品和生产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电表等产品，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能够生产50匹马力电机的工厂。1938年2月，虞洽卿的三北机器厂在重庆江北设立工厂，同年3月开工，专门修造各种轮船。而当时三北公司则有16艘轮船航行于长江一线，总吨位超过1.2万吨。1938年秋，刘鸿生创办重庆中国毛纺厂，厂房面积114亩，三年后开工生产。1939年，沈佐卿与人合伙投资，在重庆创办中国造酸厂，主要生产浓硫酸、蓄电酸及各种化学药剂。

这期间驻渝宁波帮商人也急剧增加，1939年1月宁波旅渝同乡会经重庆市国民党党部重新立案，并组成宁波旅渝同乡会福利委员会，下设医务、救济、慈善、法律、介绍、娱乐等六组。1943年，该会第四次修订章程，规定“以敦睦乡谊、维持公益为宗旨，积极开展活动，联络团体以资互助，保护乡人以安行旅，提倡实业以挽利权，兴办教育以开智识，勉行慈善以尽天职，排解纷难以保和平”。该会对宁波帮在重庆的经营活动大有裨益，对山城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数十年后，浙江商人包括新一代宁波帮仍旧在重庆这块地方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2000年5月19日，由在渝经商的浙江籍人士组成的重庆市总商会浙江商会宣告成立，同时还在渝西地区、高新区、渝中区设立了分会，会员单位达到2000余家，遍及重庆市的各区（市、县）。业务经营主要集中于汽摩配件、通讯器材、低压电器、建筑装饰、服装服饰、皮革制品、房地产等行业，在渝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流,已完全融入西部大开发和重庆市的经济建设。比如在重庆长寿区规划建立了占地约1500亩的浙江产业园，在铜梁成立了投资达20多亿元的重庆浙商集团。为解决中小会员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商会内部还成立了联保模式的浙商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重庆银行建立了密切的银保关系。这种模式在重庆市也属首创，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后来还在全市各商会中加以推广。

浙江商会的一项重要而富于特色的工作是创建了中共党组织，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和堡垒作用。这在其他地方性商会中是不多见的。

2003年7月1日，中共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浙江商会党支部成立，4年后，又在商会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并先后成立了直属会员支部委员会、渝中区分会支部委员会、高新区分会支部委员会，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有130多名。为提高会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进一步扩大商会的影响力，2009年3月，经重庆市委党校批准，还专门成立了重庆市委党校浙江商会函授站。

现任商会会长叶定坎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以海纳百川的胸怀、高瞻远瞩的目光，要将商会办成学习型、团结型、富裕型商会，并将浙江商会打造成名牌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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