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五月间，孙中山逝世之后两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的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学生爆发示威活动，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十一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当滋事者焚烧九江的日本、英国领事馆时，英、法陆战队紧急驰援。

警方把上海骚乱归咎于“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除“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他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这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反应。记者还警告，就连日本也有可能“和黄种人世界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游行队伍在行经广州沙面外侨居住区时，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五十二人，另有上百人受伤。蒋介石闻报有二十名黄埔学生丧生，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提到：“法、美可恨。”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七月一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成员是党内大佬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级将领许崇智。蒋氏为强化自己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因而婉拒出任政府委员。不过，他还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建议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提议建立七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提议的目标，是把新兴的“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这支由三十四岁的李宗仁率领的部队在一九二五年底即将征服广西省内大大小小的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禧，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的军队和省政仍保持着有效的控制。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强烈认同“让中国统一、强大”的理想。他们率领的桂系军队是当时中国所有部队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的，并且借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粮饷也最充裕。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一向强调维持本身的独立地位。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提出一个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纪律严格、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这也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这也表明：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卒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这个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先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的文武官员的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立刻停止了这一财务改革，这一事实显示出：尽管蒋很了解军队和政府中的贪腐毛病及其可怕后果，但他从未能成功地反贪腐过。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他一九四九年撤退台湾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