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刚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此事应系英国人在幕后策划。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领袖当中被公认为最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就发现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调查也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中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会议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级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直接涉及廖案，但是不久又冒出另一指控——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九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三个月。许崇智贪腐人尽皆知，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挺讽刺的是，胡汉民不久后又被派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汪精卫，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人物；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领导人，兼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本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能闻一知二”，但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等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说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滑、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作决定”。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一生当中，他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谈判当中，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会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无任何拉帮结派的可疑举动，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积累政治盟友，也没有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看来是个异常能克制自己野心的权力人物。浙江人的身份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佬相继退出舞台，加上共产党的持续崛起，国民党内出现裂痕。一九二五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16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渗透后果将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