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查封一家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周刊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八卦小报也难以管束。这些八卦小报固然专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新闻动态，偶尔也挖掘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些真实，有些虚假。更没有管制的是传单，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真是天差地别。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立刻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恶毒的态度。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通过恫吓他们对压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及非正式印刷品对蒋及对蓝衣社本身不断出现的抗议和猛烈批评。

暗杀是蓝衣社最受人诟病的活动。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来；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这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分子的心态，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四十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虽非亲日派，但批评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怎么说，报界把这笔账通通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重要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没在日记中显示关心它们，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