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广泛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伊罗生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帮派刺客王亚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共，但实际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三年后逃跑——以严重的异议分子而言，这个待遇算不上严苛。王亚樵则被判刑十年。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清晰。明显的是，发生的杀人事件还不足以大量减少中国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结束批评了。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蒋的反共派政敌、乘机作乱的军阀，以及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也不问真假，努力散布这些谋杀的指控。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代表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及地下组织挖出这些外国代表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账，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十一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代表。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秘密勤务”（secret service）（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导致“（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