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燠热，从十月至四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级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稻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十间房间，名为“黄山”。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八年，蒋氏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便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大约九成的工业基础、八成的军火工业已经流失。他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全没了。好在还有印钞机，因此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只不过令人称奇的是，竟然不是天文数字般的蹿升。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城，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打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激生指控，责怪蒋氏抗日不力。何况，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势必得坚定立场。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的基础就受到重创。一九三六年底之前他好不容易才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他们比起中央军能更快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失去大体上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中央军征兵时越来越有扰民的做法，各个村镇被定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相形之下，日本是百分之一点三，苏联为百分之三。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不是久居某职，就是永久派驻在同一单位，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武汉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四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