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早地去视察斯卡帕湾。自从1938年6月查特菲尔德勋爵陪我到波特兰港反潜艇学校去参观以后，我一直没有和总司令福布斯爵士见面。于是我请假不参加每天召开的内阁会议，带了几个随员，在9月14日晚上，前往威克。以后的两天，我用大部分的时间视察港口入口处以及水栅和铁丝网。我确信这些设备和上次大战时同样完好，并且对它们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重要的增添和改进。我和总司令一同待在“纳尔逊”号旗舰上，同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不但讨论了斯卡帕湾，而且讨论了整个海军问题。舰队的其余舰只正隐蔽在尤湾。17日，海军上将和我乘“纳尔逊”号到了那里。在我们通过出入口、进入大海以后，我发现这艘巨舰并没有驱逐舰护送，大为惊讶。我说：“我以为，即便是一艘战列舰，也至少要有两艘驱逐舰护送，才能驶入大海。”但是海军上将答复说：“当然，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的驱逐舰数量不足，无法实行这种规则。周围的巡逻艇很多，我们不要几个小时就能进入明奇海峡了。”

这一天，像其他的日子一样，非常宜人。一切都很顺利。到了晚上，我们停泊在尤湾内，那里聚集了我们本土舰队的巨舰四五艘。进入海湾的狭口有好几重指示铁丝网封锁着，而无数备有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逻艇和哨船，正穿梭般的往来。苏格兰壮丽的紫色山峰在四周耸立着，我的思想回到了二十五年前另一个9月，当时我就在这个海湾内访问了约翰·杰利科爵士和他的舰长们，发现他们的战舰排成长列，停泊在港内，正像我们现在一样，听任不可预测的命运的摆布。当时的舰长和海军上将们，大部分都已逝世，或久已退休。现在当我分头访问各舰时，介绍给我的负责高级军官，在很久以前都只是一些年轻的海军上尉甚至是准尉。在上次大战以前，我曾有三年的准备，因而能够同大部分的高级军官相识，并核准他们的任命，但现在，这些都是新的人物和新的面孔了。完善的纪律、风度和举止以及惯常的海军仪式——一切都没有改变，但穿军服的和任职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了。只有舰船，大部分是在我任职期间开始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这真是一个离奇的经验，好像突然回到了前世一样。在我多少年前所保持的地位中，现在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仍幸存至今。但是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危险也仍然继续存在。从海波下面来的危险，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潜艇而变得更为严重；从空中来的危险，不但能发现你的隐藏地点，并且能做更严重或更有毁灭性的袭击！

18日早晨，我又视察了两艘军舰，由于我在访问中对于总司令建立了绝对信任，我便从尤湾乘汽车前往因弗内斯，再转乘在那里等候我们的火车。途中，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清溪旁边，共进野餐。许多往事在我的脑海中起伏，使我觉得难以排遣。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

叙述帝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没有一个人曾在这样一个间隔期内，两度经历同样可怕的路程。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感到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体会到，当个人威信低落时，如果重要的军舰沉没和事情发生差错，海军大臣会遭受何等的待遇。如果我们真要把往事重新经历一次，我是否还要忍受一次被撤职的痛苦？费希尔、威尔逊、巴登伯格、杰利科、贝蒂、帕克南、斯特迪，［6］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孤独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会厅里徘徊，

灯火已经熄灭，

花环已经凋谢，

人们已经散去，只他一人还在！我们重又不可挽回地被投入最大的、无限的苦难之中，这究竟是怎样的光景呢？波兰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往日的战争热情，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下去；俄国巨人已不再是同盟者，甚至不是中立者，而很可能变成一个敌人。意大利不是朋友。日本也不是盟国。美国会再参加我们这方面吗？英帝国虽然完整，光荣地团结一致，但准备不足，缺乏应战的充分条件。我们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但在飞机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武器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却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整个前景似乎相当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