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5)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02:晦暗不明的战争 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我们在因弗内斯搭上火车,消磨整个下午和夜晚,前往伦敦。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尤斯顿下车时,我看到第一海务大臣在月台上,感到大为惊讶。庞德海军上将的神情极其严肃。“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大臣。‘勇敢’号昨天晚上在布里斯托海峡中被击沉了。”“勇敢”号是我们最老的航空母舰之一,但在当时是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我感谢他亲自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在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中,这种事是难免要时常发生的。我以前见得多了。”这样,我就回去洗澡,准备另一天的辛勤工作。

从战事爆发,到我们反潜艇辅助小舰队完成,其间有两三个星期的空隙,为弥补这个缺陷起见,我们决定比较放手地利用航空母舰,使它们帮助护送当时驶近我们海岸的大批没有武装、没有组织和没有护航的船只进入港口。这是必须采取的一种冒险作法。“勇敢”号由四艘驱逐舰保护,就是担任这种任务的。在17日傍晚的时候,其中有两艘驱逐舰前去搜索一艘正在袭击一条商船的潜艇。在薄暮时,“勇敢”号转过船身,迎着风以便自己的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它在事先未曾预料的这种航行中,由于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竟恰巧同一艘德国潜艇相遇。在全部一千二百六十名海员中,有五百名被淹死,包括以身殉船的马凯格·琼斯舰长在内。三天前,我们另有一艘航空母舰,即后来变成很有名的英王陛下军舰“皇家方舟”号,亦在同样情形下,受到了潜艇的袭击。所幸鱼雷没有击中目标,而潜艇本身却立即为护卫它的驱逐舰所击沉。

在我们海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对付海面上的袭击舰,这种袭击舰不可避免地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正如1914年一样。

9月12日我发出了下列节略: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9月12日

巡洋舰政策

在过去,我们曾企图使用巡洋舰来防止我们的贸易遭到突然的袭击;鉴于必须加以控制的海洋范围如此之大,原则是巡洋舰“愈多愈妙”。在搜索敌人的袭击舰或巡洋舰时,即使是小型巡洋舰亦能发挥作用,就“埃姆登”号一例来说,我们不得不集中了二十多艘军舰,才能将它捕获。然而,如果对巡洋舰政策采取长远的看法,我们似乎有规定新的搜索舰队的必要。假定一个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巡洋舰分队可以搜索八十英里的海面,则一艘巡洋舰在一艘航空母舰的护送下,就可以搜索到三百英里,如果再将舰只的移动计算在内,应当可以涉及四百英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将来的袭击舰是强大的军舰,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深愿同单独的军舰作战。仅仅增加力量薄弱的小型巡洋舰的数量,绝不是肃清海面上强大的袭击舰的办法。事实上,它们只能听任敌舰的摆布。袭击舰即便最后被它们团团围住,它也会摧毁其中一艘较弱的巡洋舰,突围而出。

每一个搜索舰队,必须具有搜索、捕获和击毁敌舰的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许多优于万吨级的巡洋舰,或把我们自己的万吨级巡洋舰两艘合为一组。这些舰队必须由载有大约十二架或二十四架飞机的小型航空母舰护卫,而它们的排水量则愈小愈好。一个理想的搜索舰队应该包括一艘能制敌死命的巡洋舰或两艘制敌力量不够充实的巡洋舰,加上一艘航空母舰,四艘远洋驱逐舰,再加上两三艘特制的快速油船。组成这种队形的舰队,在海上巡逻时,可以防止潜艇的袭击,能够搜索广大的海域,并能击毁任何发现的单独航行的袭击舰。在这个节略中所讨论的组织搜索舰队的政策,即创立一种能够扫荡广大海域,并能在搜索范围内制服任何袭击舰的均衡实力,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讨论。后来美国人所采用的特遣舰队制度,就是将这种办法更进一步的扩大,因而对于海战技术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将近月底时,我认为我最好使下院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4日

关于反潜艇战和一般海军形势,是否应当由我向下院提出较你在演说中所谈的情况更为详细的报告?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作二十五或三十分钟的发言。我以为这是会有好处的。无论如何,那天我私下接见六十名记者时,他们听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显然感到很大的安慰。如果你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你不妨在演说中声明,我将在以后的讨论中作更详细的报告。我想报告当在星期四提出,因为预算案定在星期三讨论。张伯伦先生欣然同意。因此,他在26日发表的演说中告诉下院,在他演说完毕后,我将就海上战争提出报告。这是我入阁以后,除了回答质问之外,第一次向议会发言。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在宣战后最初的七天中,我们在吨位方面的损失等于1917年(即上次大战中潜艇袭击达到顶点的一年)4月中一个星期所损失的吨位的半数。我们在以下各方面取得了进展:首先,实行了护航制度;其次,加紧武装我们所有的商船;第三,对德国潜艇展开了反攻。“在第一个星期中,被潜艇击沉的船舰共达六万五千吨;在第二个星期中,是四万六千吨;而在第三个星期中,是二万一千吨。在过去的六天中,我们只损失了九千吨。”[7]我在发言中始终遵守宁可唱低调并避免一切乐观预测的习惯,这是过去沉痛的经验所给我的教训。我说:“人们不应过分重视这些使人安心的数字,因为战争中充满了不愉快的意外。但我们当然可以说,就这些数字而论,我们确实不必有任何过分的失望或惊慌。”

同时(我继续说),我们遍及世界各地的整个庞大的贸易仍在继续着,没有受到阻碍,或发生显著的减少。大批的运输军队的船队,在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敌人的船舶与贸易从海上被肃清。现在躲藏在德国港口内或被扣留在中立国港内的德国船舶,已超过二百万吨……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星期中,我们实际截获、占有和改归我们自用的德国商船,比在我们自己商船中所损失的要多六万七千吨……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不要得出过分乐观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下午,获得的国内供应品,确实比没有宣战和没有潜艇活动以前我们所应有的更多。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毫不冒昧地说,要把我们饿到屈服,那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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