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我的影响力还是被严重夸大了。在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我被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是我一手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谓的颜色革命负责。2004年，我明确表示反对乔治·W·布什再次当选总统，这时有人指控我试图贿赂选举。所有这些言论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尚未进行亚洲货币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我承认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事实。我的基金会在前苏联的部分成员中开展了积极行动，并且为努力将这些国家转变成开放社会的力量提供支持。当东欧的共产主义巨石倒塌之时，它们为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提供了一些缓冲。它们在东欧培养了一批有强烈存在感的罗姆（吉卜赛）精英。“接纳罗姆人十年运动”也是由我发起的，在运动的支持下，九国政府、欧盟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努力致力于改变罗姆人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多亏基金会有胆识的员工，我们为减轻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还推动了公开支付款项运动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发起。不论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开始思考，我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说来话长，我曾经偶尔提到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另外，我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我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早些年，我是个独行侠。苏联解体的时候，我的基金会可以单独成就很多事情，但当我试图同其他机构或政府合作时，却很少成功。人们往往赶不上事情发展的脚步。很久以来，我的基金会几乎是仅存的独苗，因此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但当我提出各种政策措施时，我的意见通常都遭到了忽视。而从那时起，情况峰回路转。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过先发制人，或仅仅通过参与，就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正因为这个原因，与早年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经说，我是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他说，“你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怀疑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有理可循的。许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们不同。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行使这一特权是对它的丰厚回报。但我经常对质疑我动机的人说，他们有怀疑我的权利。当我说自己没有私心杂念，证明这一点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我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