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阻碍。首先，我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我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国际事务领域，错误导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没有人投票选举我或者任命我担任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我是自觉担任起这一角色的。人们理应怀疑那些有权制定政策却不对公众负责的人，但是我认为必须照顾好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满足这种利益，也比压根儿不去尝试要好得多。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他是前苏联的异见人士，后来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调查官，并且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金融市场上，为了成功，我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在社会领域，我坚定立场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对它们拥有十足的信任。这就是金融市场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差别，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