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个人的考虑，我强调美国扮演了维护世界稳定、保护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美国的作用。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我试图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再者，当我尝试影响美国的政策时，我有必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但同时我还是一个欧洲人。美国没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这让我相信欧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欧洲可以为美国树立一个榜样。或许现在是时候设立欧洲开放社会基金会了。同时，我也在努力成立一个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语言能够让因教派冲突而面临分裂的各个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而它们的文化也可以与激进的伊斯兰教派抗衡。毋庸赘言，欧洲和阿拉伯倡议都必须由当地人提供赞助以及负责领导。我的基金会则只负责提供初期的动力以及资金支持。

美国权力和影响的急剧衰退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我也是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其使命是预测和分析危机，并提供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局势危机四伏，我尤其对俄罗斯的专制独断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时中止了俄罗斯基金会的项目，但我仍致力于让自由之火在俄罗斯大地上长明不熄。我也愿意竭尽所能，帮助有能力举行自由选举的“俄罗斯近邻”维持目前的独立状态。

起初，我并不希望基金会在我去世后仍继续存在。我对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保留，因为该事业与人性是相悖的。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但外界却认为慈善家应该无私奉献，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以及虚伪的倾向。我感到，作为创始人，我能够比以机构责任为指导的董事会更好地保护基金会免受这些缺陷的影响。

此后，我又改变了主意。我开始感到，如果让基金会和我一道离开人世，未免太过自私了。毕竟，很多人为基金会倾尽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工作为什么要因为我而终止？但这还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为我相信基金会成员应该全心全意为基金会的使命服务，而不是让使命为基金会成员服务。我意识到，基金会的确存在着一个使命，即使没有我，他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监督政府绩效，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在民主国家中，这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功能，但要从其他慈善家那里获得该支持就比较困难，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尤为如此。在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南非，我对此深有感触；然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除了支持公民社会，基金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开展能力建设。将这样的倡议付诸实施是我毕生的希望。

除了这两项活动，我希望基金会将继续开展其他活动。因为我希望基金会能够保持目前的探索精神，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事先设定好活动的范围。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预料不到我会如此关注全球能源危机的问题；那么，在去世后，我该如何预测基金会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