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通常出现在相对狭小的那部分现实之中，但正是这部分现实对参与者来说意义最为重大。因为我们参与的正是这种情境。它的特征表现为认知功能和参与功能的互相交织、互相干扰。因此，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我们的决策也往往事与愿违。虽然我们无法消除两种功能之间的互相干扰，但比起理性行为的假说，如果我们对反身性有所认识，我们便朝着理解现实又迈进了一步。

既然理性行为是不可企及的，那么它为什么对我们的世界观如此重要？答案是：理性行为是一种理想的情境，当中不存在出乎意料的结果。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认知，但是知道得越多，我们的境况就越好。而追求知识也一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

大部分人对待现实、知识和真理的看法都根源于启蒙运动。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知之甚少，也不懂得利用这种力量。但科学方法为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科学方法当时正在产生显著的成效。将现实看做等待人们去发掘的事物，这种观点无可厚非。毕竟，那是18世纪，人们对地球的探索都还不完全呢！首先搜集事实，接着再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让人颇有成就感。人们可以从不同途径、不同方面获得丰富多彩的知识，因此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理性扫除了几百年来的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进步的胜利感。主流世界观认为，人类的认知功能没有极限。这种观点只意识到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单向联系，还把现实当成了独立存在的事物；并且认为只要表述和事实是符合的，人们就能理解现实。

这个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中达到了巅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渐渐在维也纳发展活跃起来。该主义，符合文法的表述非真即假。倘若表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范畴，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事实和表述当做不同的实体，认为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真实的表述符合事实，错误的表述则不然。

表述也可能是事实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可能性总是被人们忽略。说谎者的悖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悖论最早由希腊克里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提出。他曾说，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克里特人就全是说谎者，身为克里特人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与之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因此埃庇米尼得斯的表述是错误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为说谎者悖论作出了解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正是被罗素从维也纳带到了英国剑桥。罗素将表述划分为两大类：自相关性表述（self-referent statement）和非自相关性表述（non-self-referent statement）。由于我们无法明确判断自相关性表述的真值（truth value），因此罗素提议把自相关性表述归为没有意义的表述。他的解答或许维护了事实和表述之间的简单分界，但却阻碍了人们思考与其相关的问题，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存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总结中写道，能够看懂本书的人必须意识到它是无意义的。但不久之后，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