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现实是独立存在的传统观念仍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世界观当中。比如说，古典经济理论以理性行为的假设为基础，其出发点是假设完美的认知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假设对19世纪的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副其实的科学方法，有望为人们提供明确的预测和解释。倘若要确定供需平衡时的均衡价格，就必须假设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偏好，同时完全知晓自己所面临的机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偏好和机会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如果能够弄清所有的偏好和机会，那么人们想当然的观点倒也合情合理。除非偏好和机会真是彼此独立的，否则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它们。

如今，人们普遍意识到完美的认知这一假设根本不切实际，但仍然认为偏好的规模和机会的范围是彼此独立的。经济学家们还在寻找均衡点，如果找不到，他们又会用所谓的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做借口。我曾尝试着指出，由于人们无法完全掌握当前盛行的价值观念以及可以利用的机会，同时均衡点的位置也不确定，因此在价值和机会之间，现实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之间，都存在一种反身性内在联系。然而，我的反身性理论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商学院虽然教授这个理论，但绝大部分学术型经济学家都对它不屑一顾。但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反身性理论意味着，均衡价格特别是金融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并不总是确定的。明确的预测和解释曾是科学方法的标志，但是学术型经济学家们不愿就此放弃。他们痛苦地意识到，金融市场的走向往往会偏离而非靠近所谓的理论均衡，但又不愿停止对理论均衡的追寻。他们甚至用均衡来解释泡沫以及经济的动荡现象。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有关动态非均衡的讨论都暗示着，理论的均衡状态是存在的。当我说到远离均衡状态时，我其实也在援引均衡的概念。这表明，如果不把现实的主客观方面区分开来，并且把它们当做彼此独立的事物，就很难开展任何探讨现实的活动。

启蒙运动距离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两个多世纪了。在启蒙运动期间，理性的局限性开始变得越发明显。实际上，这种局限性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出来。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古老的传统制度，并试图理性规划人类事物。革命刚开始时，到处豪情万丈，但最终1794年的恐怖统治却终结了一切。自那以后，人类又开发了许多恢弘的规划，但没有一种规划与其初衷是一致的。现在是时候承认，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天生就存在着不足，我们的决定和预期本来就有偏差。理性的时代应当为易犯错的时代让步——这可能是一大进步。

不幸的是，我们在摒弃理性时代的同时并没有认识到自身易犯错的特性。我们抛弃了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和成就，却没有找到更好的代替物。抛开经济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人们对现实的看法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现代语言不承认现实只承认叙事。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就和启蒙运动的实证主义一样荒谬。而真理其实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无法触及。后现代社会的极端相对主义没有为判断是非真假提供可靠的依据。人们缺乏安全感，因而渴望获得更多的确定性。如今（2006年）领导美国的是一位勇敢无畏的领袖，他希望在反恐战争中人们对他抱有绝对的信任和忠诚。可是，政策的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南辕北辙。我们尚未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也不知如何应对自己易犯错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