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随着影响和经验在不断地演变。除了我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只有卡尔·波普。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最后一年，波普成为了我的导师。我的祖国匈牙利曾经遭到过纳粹德国以及苏联的占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蕴涵着无穷的启示力量，使我深受震撼。也正是在这本书的敦促下，我探索起这位作者的哲学思想。波普认为，纳粹思想声称自己掌握了根本真理。但根本真理无法为人类所掌握，因此纳粹思想是对真理的曲解。所以，只有利用专制的手段才能将它们强加于社会。通过对比，波普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即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原则。该原则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根本真理无法被证实。波普坚称，开放社会比墨守成规好得多，但他从未给出开放社会的确切定义。鉴于我们的理解是不完全的，波普不愿在定义上多费口舌。无论如何，一个开放的社会应由身处其中的人们不断地赋予它新的定义，否则开放社会也会沦落为一成不变。

毫无疑问，开放社会的概念与民主的概念密切相关，但它属于认识论而非政治范畴。从历史角度来看，由于考虑到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民主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人们都倾向于利用权力为自己而不是大众谋利益。保护共同利益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坚持权力的分配。这个理念也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国父，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深刻意识到，人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但这并未成为宪法制定的基础。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在美国，民主概念的出现早于开放社会的概念。《宪法》是理性时代的产物，而开放社会则属于易犯错的时代。这一区别也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结果：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却不完全明白开放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美国人民明白这个概念，乔治·W·布什也不会那么受欢迎。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能从开放社会的理念中收获不少东西。

开放社会属于认识论范畴的事实说明，它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软弱性的源头。开放社会的力量在于，它把易犯错性和反身性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从而避免陷入教条式意识形态的陷阱，并且形成了前后一致的世界观。开放社会同样也具有软弱性，因为它忽略了权力关系对塑造事件的重要作用。

我建立了全球基金会的网络，致力于推广开放社会的原则。可是我们的主张经常遭到“现实政治”的支配，于是我开始意识到，由于开放社会自身存在着缺陷，因此它不足以作为政治行为的指导原则。在决策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不同因素进行权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比以往更加重视开放社会的原则。

波普首先是一位科学哲学家。正如我过去热切回应他有关开放社会的理念那样，我还迫不及待地吸收了他关于科学方法的思想。但当我认真审视他的论点时，我和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波普提出了所谓的“科学方法统一性原则”，也就是把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和标准套用在社会事务的研究上。这怎么可以呢？社会事务的参与者根据自己不完全的理解采取行动，因此他们易犯错的特性会为社会事务带来不确定因素，但是在自然现象中则不然。我们必须认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我尝试用反身性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区别。人们已经对自相关的概念颇有研究。但是自相关只属于表述的范围。如果说表述体系与事实体系之间的分离是对现实的歪曲，那么事实领域中也应该会产生类似的影响。这就是反身性的概念试图表达的关系。反身性是一种反馈机制，这种机制影响的不仅是表述（因为表述的真值是无法确定的），还有事实（因为事情的发展历程中被引入了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