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开放社会不能产生幸福感和进步感，那么找不到人生目的之人可能被迫向教条主义求助。教条可以为他们提供现成的价值体系，并为他们在宇宙中找到安全的栖身之所。教条式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套至高无上的教义。人们相信教义来自于个人之外的某个源头。它可能源自传统，或是和其他意识形态竞争后取得至高无上地位的某种意识形态。不管是哪种情形，它都被人宣称为处理互相冲突之观点的最高仲裁人：认可与之相符的观点，排斥与之矛盾的观点。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在竞争中获胜，那么它可以将可怕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目的性的因素统统消除，接着再向人们灌输一种自豪的满足感。从消极方面来看，为了将自己眼中的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封闭社会通常严格控制人民的言论和思想，并采取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压迫。

无论集体利益的理论定义是什么，现实中它通常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优先权。统治者无须以个人名义遂行个人目的，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就能够从现行制度中获利——从定义来看，他们是行使统治权力的阶级。因此，封闭社会也可以被看做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

在最好的情况下，独裁制度会对重新恢复有机社会的和谐局面有所助益，但多数情况下，这需要依靠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才能办到，与此同时，统治阶级还必须摆出一套迂回曲折的论点以掩盖事实。这种论点也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可信度。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又必须进一步采取强制手腕，直到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强迫镇压成了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意识形态与现实再无半点类似。

当维护教义的强制措施逐步升级，教义愈加无法满足人们对探究性思维的需求。最后，随着教义的霸权地位轰然倒塌，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从恐怖的压迫中重获解放。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焕然一新。层出不穷的机遇孕育着希望、热忱以及空前的智力活动。

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互为替代方案，并且能够弥补对方的缺点。在我构建理论模型时，这种说法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恰巧代表了冷战中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但这一说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假如按照承认或者否认人类对现实的认知天生就不完善的二分法来构建社会模型，那么这种模型注定会以互为替换选项的形式出现。我们不能由此认定，人们必须运用这样的模型进行思维。

不幸的是，框架（关于该框架的详尽论述请参照附录）本应该代表什么至今仍不甚清晰。它不能声称自己描述的是历史情境。我不打算证明，任何一种社会模型在过去是否真实存在。同时，我也明确指出，这些模型不能被用来描述任何一种历史模式。它们原本是人们利用演绎逻辑从易犯错的特性中推演出来的理论模型，但这些模型并非完全缺乏历史观点。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模式明显先于封闭社会和教条式思维模式存在。整个理念框架和它创立的历史时机有着特殊的联系。源自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社会制度在冷战期间彼此对立、互相竞争。在某些主义盛极一时的时候，框架不失偏颇地展现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利弊。我毫不隐瞒自己对开放社会的偏好，但我并没有预言胜利一定属于开放社会（其实我并不指望它能获胜，因为开放社会再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尽管理念框架不乏缺点，但它在我创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的那段时间里不断指引着我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