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概述的以及附录中详解的理念框架是我《意识的负担》的一部分，这部手稿完成于1963年。我从纽约将手稿寄给了我的前任导师——卡尔·波普。当时，我正在纽约担任外国股票专家。手稿获得了波普的热切认可，这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回伦敦拜访波普。我在约定的时间赶到，正好几个研究生也正在等待波普。他们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我在走廊里碰巧看到波普从电梯里出来，便上前作了自我介绍，但很明显他已经记不起我是谁了。当他终于将我和手稿联系起来时，他说道：“我很失望，就此我可以向你解释一下原因——我原以为自己成功地和美国人交流了有关专制独裁的思想，没想到你竟然是匈牙利人，你曾经亲身体验过极权统治。”尽管如此，他仍旧那么和蔼可亲，令人鼓舞。

我继续修改手稿以回应波普对我的鼓励，但我始终无法解决这些模型本身所蕴涵的歧义：它们是永恒有效的，还是说它们只是理想化的历史情境？我在哲学的抽象概念里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决心放弃，并一心一意地开始赚钱。我也因此逐步构建出了繁荣—萧条模式，该模式最终成了我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的主题。

我在金融市场中大展拳脚，成绩斐然，但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期。当我即将迎来我50岁生日时，我的对冲基金的规模即将到达10亿美元，这时我开始思考我要用我赚的这些钱来做点什么。那时候我的个人财产大约为3亿美元，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苦思良久自己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又将我带回到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中来。于是我设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并对其目标作了如下定义：打开封闭社会的大门，使开放社会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发扬批判性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