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前苏联国家，对我，还是对基金会网络而言，这都是一段翻天覆地的峥嵘岁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处理远离均衡状态的专家。父亲曾经告诉我，当革命风云席卷大地时，一切皆有可能。他说，第一个走进厂长办公室的人可能会接管整间工厂；而第二个到达的人只会发现工厂已经有主。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我决心要当“第一人”。我能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达到这一目标。政治信仰和金融手段是我的武器；除此之外，我很清楚“把握当下”有多么重要。许多人只拥有其中的一两项特征，而我三项俱全，这也标榜了我的与众不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基金会的工作中。其他的西方基金会发展缓慢，它们花费多年时间克服法律上的障碍，而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很少关注法律的细枝末节。在苏联，我的基金会比其他基金会早两年投入运营，因此整个领域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赶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独立之前，在它们国内设立了基金会。中欧大学是基金会网络的智力资源中心。甚至在未获得授权之前，学校已经开始教授研究生课程——第一批学生的学位证书是后来才补发的。在这段迅猛发展的时间里，我们一无计划二无预算，赤手空拳打天下。我们启动了一大批新倡议，倘若它们达不到预期目标，抑或不能圆满完成任务，我们便立即将它们终结。基金会的花费在3年内由300万美元跃升至3亿美元。假如按照传统模式运营，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们还参与了范围广泛的活动。在极权体制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所有事情都必须当机立断。我们甚至是许多行业的唯一支持者。只要有值得信任的人——不论他来自国内或是国外——将项目付诸实践，基金会都愿为所有项目提供支持。美元对该地区的国家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广泛参与了当地的项目。整体的力量大于它各部分的总和，这些项目叠加在一起，对扶持开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我们偶尔也会提供金额较大的拨款，这种拨款被我们称为“重大项目”。比如，我拨出1亿美元维护和改革苏联的科学事业。当时正值超通货膨胀时期，500美元就足以维持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国际科学基金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拨出了超过25 000笔紧急援助，用以资助最卓越的科学家。资助目标的选拔方式简单透明——研究成果在国际认可的杂志中被引用3次即可。每笔赞助为500美元，因此总共花费不到2 000万美元。剩余资金则用来资助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由全球顶尖科学家参与的同行审查评选得出。虽然计划遭到了俄罗斯议会的猛烈抨击，但是受到了科学家的热烈拥护。俄罗斯国家杜马最终还是对计划表示了赞赏。

我把毕生精力都放在了成立基金会、挑选能委以投资重任的董事会成员、解决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早在1988年，我就提议在苏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领域，并将该领域植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体之中。提议在苏联当局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他们还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后来随着形势逐渐明朗，我们了解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本身过于虚弱，因而无法孕育市场经济。后来，我还密切参与了所谓的沙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该计划试图以独立国家组成的经济联盟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我负责指导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领导的苏联代表团参加1991年举办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会议期间，他们锲而不舍地寻求国际支持，但最终只是徒劳一场。在波兰，我大力提倡和支持该国实施“大爆炸”式的改革——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自1990年1月1日起，波兰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随后，我成功说服匈牙利政府召开会议；会议就如何朝市场经济方向重组经济互助委员会（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协定）展开了探索，但会议最终又以失败告终。就一般规则而言，如果一项任务只需依靠基金会的资源就能顺利完成，那么这项任务就算圆满成功了；只要牵扯到说服决策者或知名人士，项目就会搁浅。在列奥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当选乌克兰总统时，我向他推荐了几位顾问。在短短数周时间内，他们帮助乌克兰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计划。而在我试图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俄罗斯支付养老金和失业金时，我却不幸失败了。

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我密切参与了许多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我没有参加那场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计划”，而是从近处观察着计划的一举一动。我的确参与了该计划举办的第一场拍卖会；经过拍卖，一家名为Svyazinvest的国有电信公司实现了私有化，而国家政府在这笔交易中赚了个盆满钵满。我之所以参加收购是因为我坚信强盗资本主义终将被合法资本主义取代。但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这次收购堪称我投资生涯中的最大败笔。强盗资本家们唇枪舌剑，斗了个你死我活。我见证的这些臭名昭著的交易和腐败让我的预想完全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