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匈牙利基金会成功的鼓舞，我开始在家乡之外的地方冒险。截至1987年，我在波兰、中国和苏联都设立了基金会。波兰和苏联基金会都成功了，但中国基金会却以失败告终。1986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电正流亡在高尔基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允许他回到莫斯科继续开展爱国运动。当时，我心里暗暗感到，情况有变（萨哈罗夫后来告诉我说，电话线是在和戈尔巴乔夫和他联系的前一晚特别安装的）。如果按原来的事态发展，他可能早被遣送出国了。

1987年初，我以游客的身份造访莫斯科。依照匈牙利基金会的模式，我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基金会地址在莫斯科。当时这家文化基金会成立不久，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是该组织的赞助人。联合基金会的名称为“文化倡议”（Cultural Initiative）。我原本希望安德烈·萨哈罗夫能够出任我的个人代表，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你的钱都会流入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口袋。”我很骄傲，能够证明萨哈罗夫的观点是错的。

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推进经济改革的组织。我们的主要活动是为出国人员提供奖学金。对我来说，按照操行评定奖学金还很陌生。被资助者认为自己应当对赞助人深怀感激之情；此外，他们也认为赞助人必须对他们心存感激，因为赞助人的名誉和被资助人的成就息息相关。但我认为，这种态度无异于“封建化思想”。基金会还卷入了党内权力的斗争，最终被交由外部保卫部门负责，而脱离了内部机构的管理范围。我发现，政治警察对基金会的管理似模似样，极富成效。但是我赶在1989年6月之前关闭了基金会。

苏联解体时，我继续在其他国家设立基金会。截至1991年，基金会网络覆盖了全球二十几个国家。一直以来，我从不费心解释我所谓的“开放社会”是什么意思。因为人们凭直觉就能发觉，开放社会是封闭社会的对立面。生活在封闭社会的人们迫切希望打破桎梏、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