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未能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转型，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从未改变。但由于之前的一些经历，我不得不对理念框架进行一些大的变动。从理念框架来看，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互为替代方案。我吸取的教训就是，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循环过后还可能出现复辟或渐趋稳定的状态。

教条式的意识形态、极权政权、社会的瓦解以及国家的失败，这些因素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政治学家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曾经在俄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俄罗斯教会了我们：弱势政府也会对自由造成威胁。”这个观点颇有新意。在波普看来，极权政权是开放社会唯一的敌人。我原来的理念框架也认识到，过多的自由和目的的缺乏可能会激起人们对教条思想的渴望；但框架没有意识到，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开放社会的发端，而是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分裂。我不能再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当做互补的替代品，因此我必须变换思路。开放社会受到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过分的自由、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的失败；二是教条思想、独裁主义者，或是各种各样的极权政权。开放社会逐渐在各式各样的极端威胁中占据了一席宝贵的“中间地带”。

这种建构与修改版的繁荣—萧条理论相得益彰，后者曾被我用来解释苏联体制的兴衰历史。开放社会是一种近似均衡状态，摇摇晃晃地在封闭社会的静态非均衡与喧嚣迷惘的动态非均衡之间徘徊。这里说的“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近似均衡的地位高于远离均衡。因为比起观点和现实相差甚远的情况，近似均衡状态下的参与者能更好地应对现实。参与者可能不会同意以下观点：人们往往更乐意被假象蒙蔽；但无论如何，与现实最为贴近的理解更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静止非均衡、近似均衡和动态非均衡的三分法就好比水的三种状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封闭社会僵化死板，而开放社会则充满了流动、创造性和勃勃生机。这个比喻可能有点牵强，但却异常生动形象。三分法比二分法复杂得多，当中还包括苏联解体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

如果我们必须摒弃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二分法，为什么还要用“开放社会”一词描述自由式民主呢？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卡尔·波普将书命名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纯属偶然。抛开偶然不说，“开放社会”一词的意思是近似均衡的状态。但“开放社会”比“近似均衡”更加通俗易懂；其实“自由式民主”一词更加贴切。虽然“自由”一词在民主政治中带有一丝耻辱的意味，但是“自由式民主”这一术语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却颇为广泛。和“自由”一词不同，“开放社会”不用承受背负意识形态的负担。我打算继续坚持开放社会的理念，因为它背后蕴涵着重要的认识论观点，就更别提我旗下的基金会以开放社会的名义发起的活动了。

开放社会的意义和自由式民主的意义大同小异，但开放社会还暗含着一个复杂的理念框架，但这个框架却不是自由式民主的一部分。因为人类不完全的理解以及易犯错的特性，开放社会尤其需要自由式民主，但是“开放社会”这个表述并没有明显体现出这种需求。我们只能通过陈述论据才能明确表达开放社会对自由式民主的需求。与此同时，“开放社会”一词描述的是一种对外开放、兼容并蓄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商品、理念和人口都能自由流动。开放社会也是内部开明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使得思想自由和社会流动成为了现实。“开放社会”作为描述性词语，含义不说自明，但是开放社会背后蕴涵的认识论分析则有待解释。为此，我在这里从头至尾地回顾了开放社会的漫漫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