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修改后的框架作为我目前的理念指南，但它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迫使我不得不进一步重新思考；但我不能只从永恒有效的层面来考虑这些挑战，而应该将它们视为我们（其中包括全人类、我以及基金会网络）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我在大部分著作中所遵从的方法。建立一个既永恒有效，又与目前情况吻合的理念框架的期望，将与不完善认知或易犯错性的假说相矛盾，这里的易犯错性的假说不仅包括我的彻底易犯错性假说，还包括卡尔·波普最谦虚的论点，即“我们也许错了”的观点。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某些偏见。假如我宣称我的看法和我的理念框架一样永恒有效，那么我的理念框架也就丧失了有效性。更何况我的理念框架并不全面，比如说，它没有完全考虑到权力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实际判断的依据。

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让我忧心忡忡的挑战其实来自于美国。谁能料到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固、最强大的开放社会不仅对国内的开放社会理念造成了危害，还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可是“9·11”恐怖袭击之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在上一本书中，我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美国的霸权泡沫》是一本慷慨激昂的政治批评作品。我在书中如是写道，如果能够阻止小布什参加200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或许有机会推翻他的政策。接着我们可以将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采取的过分政策（我曾将布什政府的方针政策比做股市泡沫的后期症状）归因为“9·11”惨痛经历导致的暂时性失常行为，而后来这种暂时性失常行为却遭到了居心叵测的领导阶层的巧妙利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布什总统再次当选。现在我必须就此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了？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集中探讨这一问题。我提出的理念框架将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框架能够辨认出开放社会固有的一些缺陷。这就是我带领读者们走过这段艰辛征程的原因。

我所关注的不仅是美国，还有整个世界。美国掌握了当今世界的主导大权。议程由美国设置，而其他所有国家必须作出回应，但是布什政府设置了错误的议程。由于议程由各种各样的主题组成，因此很难确定议程的确切内容；但我们不难看出，议程正带领世界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议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适者的决定因素应该是竞争而非合作。不过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由赤裸裸的强权主宰的原始丛林。世界仍然存在着某种秩序，至于秩序如何发挥作用，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强国的行事方式。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互相依存的程度与日俱增。要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各国必须加强合作。我们在伊拉克损失惨重，这也表明美国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注定会收效甚微。这也赋予了美国一项特殊的义务：关心其他国家的福祉。其他国家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权，但华盛顿当局掌握着全世界的命运。这不禁让我想到美国沦为英属殖民地的那段日子，美国没有代表权却不得不向宗主国纳税。既然美国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那么它有义务担负起对未来世界的独特责任。

在探讨当前国际秩序的问题时，我的理念框架起不了多大作用。框架能够解释人类的自治能力为什么比不上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原因在于反身性，但是框架没有为全球治理提供蓝本。理念框架是建立在我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的看法之上的，它并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尤其不适合处理权力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回避全球治理的问题。我曾经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中讲到过这类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根据最近的事态修正和更新了的《开放社会》中的内容。虽然我谈到了全球开放社会，但是我对开放社会的理解比我写《开放社会》的时候更加清晰，我讨论的并不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的概念，而是一项政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