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结束有违人道主义的战争，我支持美国加大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干预。1992年圣诞节时，我宣布向萨拉热窝捐款500万美元，为这座陷入重重包围的城市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UNHCR）的庇护，联合国一定会向参与救援的人道主义团体提供军事保护。不过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但是在救援行动的坚定守护者——弗雷德·屈尼（后来死于车臣）的精心组织下，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为萨拉热窝的存续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加入了巴尔干半岛的两党团体——和平行动委员会（Action Council for Peace），敦促克林顿政府对波斯尼亚采取更为激进的姿态。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是该组织的一员。我们曾经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进行过游说。我还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对科索沃采取干预行动。

接下来，2000年，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我感到，开放社会在美国岌岌可危——原因并不在于恐怖袭击，而在于布什总统应对恐怖袭击的方式。布什声称，2001年9月11日不仅改变了一切，而且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向恐怖主义宣战就意味着布什总统为开放社会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模式画上了休止符。批评布什政策的言论反而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行为。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国会还未来得及审阅便授予总统诉诸武力的权力。布什总统以虚假的借口向伊拉克发起了战争。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违反国际法，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实，世界秩序便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些情况让我措手不及。我一直将美国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和开放社会的旗帜，但谁能料到这样一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秩序的威胁？我事必躬亲地在国外推广开放社会的理念，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我也有义务这么做。我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我还寻思着怎样才能将钱花在刀刃上。一如当初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实现由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那样，为了将布什总统赶出白宫，我可谓煞费苦心。

至于如何阻止布什连任，我委任了两位政治专家专门就该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两人的方案大同小异。5个“战场州”爆发了一场基层选民动员运动；倘若运动延伸到决定大选胜负的16个关键州，选举结果可能会发生实质性改变。我联合了少量赞助人，我们许诺为运动筹集足够的资金，确保它能够顺利开展。随后在我们的催化作用下，运动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助。我的资金花得物有所值：在大选的最后阶段，我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并且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跨页发表反对布什连任的观点。

我再次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而这段经历很不愉快。不出意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我视为敌人，协同一致对我进行攻击。这让我亲身体会到政治活动是何等的扭曲。经历虽然不怎么美好，风险又如此之高，但我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没有什么能比阻止布什总统连任更能造福世界了。

但我的全部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布什总统以绝对多数获得连任。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被失败打倒，因为我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阻止事情的发生。我有义务深入反思、继续奋斗。我不能再将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毕竟美国选民纷纷对其政策表示赞同。因此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错在哪里？这正是我在此必须作答的问题。但在回答之前，我必须考虑可能会遇到的反对：在布什政府连任还不足两年的时候，布什总统和伊拉克战争便成为了众矢之的。或许过错并不在选民；在令人不快的现实还未浮出水面之前，选举便匆匆到来了。但愿我这么想是对的，可现实并非如此。美国公众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依然对反恐战争表示赞同。我坚信，美国的问题就出在反恐战争上，正是这场战争导致美国进入了远离均衡的状态。因此，我认为除非美国全面停止反恐战争，否则我们无法完全回归理性。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为什么反恐战争反而让我们更加缺乏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