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出美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必须以理念框架中对开放社会模式的诉求为出发点。虽然开放社会的模式原本是抽象而且永恒有效的，但是它和美国之间却存在着出人意料的关联性。不过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在构建理念框架时，脑海中就已经想到了美国。最近，我从伦敦搬到了美国。我描绘了一幅美丽新世界的图景。但这些描述来自于交易和合同，而不是我对美国人际关系的第一印象。我还记得，当我看到莱维敦和其他郊区那一幢幢整齐划一的房子时，我不禁想象着丈夫们下班回家时是不是很容易进错家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模式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假如它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并非源自布什政府，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原因。

模式着重强调了批判性思维模式固有的不确定性，并指出社会价值观是建立在如芦苇一般脆弱的个人基础上的。如果开放社会的特征——恐惧、不确定性以及缺乏目的性成为了人们不堪负荷的重负，那么一个满口仁义教条而且魅力非凡的领袖可能会被人们视为大救星。

在我写《美国的霸权泡沫》时，这个模式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布什政府的政策不仅对美国国内的开放社会理念构成了威胁，还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危害。在我看来，布什政府正在利用“9·11”恐怖袭击向公众灌输恐怖情绪，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策才能获得人们的无条件支持。我引用金融市场的繁荣—萧条理论来证明：布什政府对霸权的追求呈现出了泡沫的特质，因此这种追求只能白费力气，适得其反。美国的政策之前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但它们仍然属于正常的范围，而且也依旧经得起批判性审查；但是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从那时起，我们便陷入了远离均衡的领域。批评意味着不爱国，而民主的卫士——政府机关之间的制约制度也遭到了取缔。反恐战争赋予了总统无限的行政权。在总统的带领下，整个国家踏上了考虑不周、执行无方的冒险之旅。这样一来，美国不但不能维护其霸权地位，反而会因此失去其至高无上的优势地位。

随后发生的事件在《美国的霸权泡沫》的结论中得到了证实。但它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在布什政府身上，所以它未能回答我目前被迫提出的问题：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希望通过探讨如何把抽象的理念框架运用于目前的特定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讲得更具体一些。我对“9·11”之后发生的事件一直存在着偏见，这种偏见来自我少年时对纳粹主义的一些经历。我的理念框架也是如此。当布什总统说道“不支持我们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时，我不禁联想到纳粹党的宣传旗号。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保守派宣传机构借机宣称，我把布什总统比做纳粹分子。在我试图将他们定义为极端分子的时候，他们反倒给我打上了“极端分子”的标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爪牙所采取的策略也让我联想到了纳粹分子的宣传手段。他们完全扭曲了我的形象和我的立场。他们试图通过反复的报道，将这幅扭曲的画面深深烙印在公众心中。但这只是次要问题。拿布什政府和纳粹政权作比较究竟有无根据？当我说我有必要探究如何将理念框架应用于当前情况时，我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