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里，一个30多岁的女人用枪指着自己的丈夫。她显得焦躁不安，不停地变换握枪的手，嘴里重复着：“我要崩了你。”这个女人很有魅力，她穿着一件白色男式衬衫和一条黑色的宽裤子。她手上那把枪里装有8颗子弹。

男人大口喘着气，一动也不敢动，他伸出双手挡在身前，好像那真能挡住子弹似的。

我站在过道旁，目睹整件事情的经过。我在心中评估，一宗谋杀案是否就此发生。

我知道，她这样的女人嘴上虽说得出，但要真的迈出那一步却很难。她需要出言恐吓，因为，除此之外，她再也没有影响对方的能力了。如果恐吓能起到效果，并令她感到满意，那么，事情就会到此结束。

但，也不能排除她有扣动扳机的可能。

她体内的一股力量试图驱使她扣下扳机，另一股力量则在劝她放下手中的枪。这两股力量像两股巨浪，在她体内此起彼伏。她一会儿显得暴躁，一会儿又陷入沉默。在某个瞬间，开枪似乎是她必然的选择；而在另一个瞬间，开枪又好像是她最不可能的选择。

女人的枪口始终坚定地对着自己的丈夫。这时，她又陷入沉默，似乎显得松弛下来。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然而在我看来，她可能仅仅是在用沉默凝聚开枪的决心，或是趁这个时间把对方的罪状再默念一遍。

我注意到，女人没穿鞋子，但很快就把这当成没用的细节排除在脑海外。被推倒的桌子、散落一地的纸张、电话机下垂着的听筒、摔碎的杯子，我迅速审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找到对我的评估有利的细节。评估细节不是画油画，更像是单反相机的连拍动作，动作一定要快。

终于，我注意到一个意义重大的细节，女人的大拇指往后移动了0.6厘米，把大拇指搭在撞针上。这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却比任何她说出的话都更有力地证明她要扣下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