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公众态度至关紧要，以致政治人物、教会人士无不试图一手操控它们。不幸的是，历史又偏偏是如此容易遭人公然滥用的主题。历史对社会竟然如此重要，原因何在？

为世变过程编纂情节

先将历史（甲）自历史（乙）剥离。倘若我们诘问历史（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答案非常明显，现世多由往昔塑造而成，今日多为昨日之果。至于历史（乙）较为明显的功能，就是促使我们体会上述情况。能知现世也是由往昔塑造而成固然有益，若能确知往昔如何为现世塑形则更为有益，然而最重要的，乃是能知现世中有哪些并非由往昔塑形而来，仍然是人们可以选择的领域。虽非采用决定论者（determinist）的方法，我们仍应记得在某一时期必曾依循某种行动之道（将人力、物力投注其上），而其他抉择就随之抛弃。倘若突然间我们发现石油耗尽，欲返回马匹及蒸汽为动力的运输系统，绝非易事，而这种系统在一个世纪以前却能运作得宜。简单地说，在变化迅速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利用历史为我们编纂这些变迁的情节。

找寻替代品

编纂变迁情节还有其他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促使人们熟悉变迁这个观念，并教导人们期待变迁。

至于另一个好处，则可向人们昭示多种其他处理事务的方式，以能使人们得以健康地批判当前人们采用的方式。并且，对往昔多加留心，我们或许能碰上“遗落途中的珍宝”，比如艺术作品、旧食谱、诗词、歌曲、故事，以及（较为隐匿的）遭人遗忘的价值观。关于最后一个，笔者可试举两个范例。第一个出自中世纪的戈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ssburg）的《特里斯坦》（Tristan）一诗（约写于1200年后不久）的开场白。诗句中曾标识特里斯坦之父的为人：“对那些他有责任赐予幸福的人们来说，这位主公在世之日就犹如颁赐欢愉的阳光。”Von Strassburg（1960），p.45.倘若能体会，对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人们--家庭、朋友、同事，尤其是依赖我们生活的人，我们实有义务带给他们幸福，如果可能，还应该成为为他们颁赐欢愉的阳光，如此岂不甚好？第二个范例则出自15世纪佛罗伦萨的公民人文主义。它源自亚里士多德，续存于17世纪的英格兰，18世纪的美国，曾几何时，政治人物均不复见这种思绪。简单地说，共和的优越性就在于：对于公共事业，人均有分；所有人都可参与政府。倘若任何群体失势并处于另一群体的权势之下，则输家有三（绝非一个）：一当然是输家，即受害者；二为凌驾于人者；三则是共和整体。“失去应有权威，抑或过分操控权威，皆有损美德……唯有所有公民皆得自主，且相互平等，而又能随时参与对普遍利益之追求，共和始能固存。”See ‘Civic Humanism and Its Role in Anglo*睞merican Thought’，in Pocock（1972），p.87.The idea is fully developed in Pocock（1975）.稍加留心，人们就不难发现，时下许多政权形势正与上述的社会观点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