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也是证据的过滤网。任何研究欧洲史的历史学家都必须能阅读多种语言。As we noted above in this chapter，p.127.研究本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亦然。譬如布里斯托尔港的历史（人们或许以为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地方志），至少需要英语、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四种语言。无论在语言上如何有才华，很少有人能如母语一般流利地通晓数种外语。阅读速度（抑或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将研究者在限定时间内研习的文献数量减少。并且，异国风格的隐晦细节也容易为人错过。而这也将遮盖若干证据。若是付钱请专人翻译，经常代价昂贵。事实上，若干历法表及文献选辑有译本出版，多少能有些帮助。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其中只包含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希望参照的一小部分。总而言之，诚恳的历史学家希望研究的是原始文献，而不是经由好几手后方才到达他手上的那种版本。综上所述，就是语言造成的障碍，也能减少或筛选掉一个历史学家所能运用的证据，不论这位历史学家个人有何需求。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历史证据。后者经常促使历史学家拜访某种或多种所谓“辅助科学”的专家，如书法、法律格式、系谱学、书籍与插画艺术、语言学、地名、印章、勋章等。这些也都是历史证据，只是这类证据需求罕见的技艺辛勤耕耘始能获致。

研读资料

历史学家最初的灵感或许来自原始证据，然而历史学家终究必须详细阅读二手资料，亦即前辈历史学家就同一主题的撰述。原因之一就是避免只是重复他人之言。泰勒的一句双关语说：“历史自身不重复，只是历史学家彼此一再重复。”如同许多笑话，这句话也透露一个严肃信息。前辈或许不是人们最好的向导。他可能会误导你。当泰勒撰写那部激烈修正主义观点的德国外交史See A.J.P.Taylor（1964）.之时，他本人就心怀上述想法。巴特菲尔德在《人论其往昔》（Man on His Past，1960）一书中，曾展示研究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历史学家如何被误导而落入前辈们的错误推论之中的。See Ch. 5.3，‘The Fallacies of the Historians’.1913年，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问世，旋即引起学术界与公众的愤慨。一份报纸的当日头条新闻标题是：“土狼般的食腐动物亵渎了我们景仰的爱国者坟墓。”See Novick（1988），p.96.比尔德不过是依循异于前辈的路线而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一批经济历史学家，企图推翻有关美国南方奴隶经济制度的传统观点。一位评论家评论他们的著作时说：“证据显示，内战前夕，随着经济的增长，奴隶是种植园主可以利用的有利可图的财产。”S.L.Engerman，‘The Effects of Slavery upon the Southern Economy：A Review of the Recent Debate’1967 reprinted in Temin（1973），pp.398-428.除了二手资料，历史学家还应埋首于一手资料，重复阅读直到他几乎能听到其中的声音而止。其中迷人之处，乃是除去少数业已说明的情况外，他所阅读的正是原先无意与他沟通之物。他就好像是一个窃听者，偷偷在旁边听到一些精彩或重要的谈话。当谈话像球一样来回传递之际，他突然介入，就像足球运动员截到了传球，然后踢球入网。（这种浪漫却又绝对真实的历史研究观，或许能有助于学者熬过艰苦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