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模式

在从事历史研究之初，历史学家对自己要找出什么，多少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这样在他研究、阅读与沉思他所掌握的材料之时，有关往昔的图像，抑或说是一种展现，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形。此际，清晰可见的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其他部分仍然晦暗不明或有待解决，因此就需要更多的耕耘。当他在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甚至包括他的同事或朋友的见解之间穿梭不已时，最终的建构物则在他脑海中、他的撰述中逐渐成长，而他也可能改变业已完工的部分的观念。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古贝尔就曾告诉我们，最初他只有意撰写17世纪时博韦（巴黎北方一个小区）住民的通史。谁知工作开始后发现资料过于丰富，他不得不放弃军事、司法、宗教、道德，甚至农业等方面。即使如此，他仍能为二百个教区的人口及社会形貌构建精彩的细节。See Goubert（1968），pp.10, 15.然而如我们所见，这类展现也只是展现部分往昔的模式，而非全盘复制。这种模式可能丰富多彩、充满戏剧性，犹如采用传统方式的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M.Trevelyan）、班克罗夫特所展示的风貌，抑或是经济历史学家利用统计表或代数方程组成的朴素框架。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就如霍尔本提醒我们的，它仍是历史学家的主观经验。两位历史学家不可能拥有相同的主观经验，因为两个男人不会拥有相同的思维（女性更不可能）。

出版

最后，所有主观经验都要化成公共形式，它终究要出版。所以历史学家的思想必须借由文字或图表以客观样式展示，如此才能方便读者与听众理解。

证据的放置

此刻，我们或许业已更清晰地了解了证据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证据之于历史学家就如同面粉之于面包师，虽然二者都不局限于固定材料，可是有必要说，历史方面的证据，有两个要点需牢记。一是证据必为明显之物，它是自隐晦往昔留传至今日仍然清晰之物。另一个则是不论稀少或丰富，历史证据永远不嫌多，不能全然揭示真相原貌的风采。再者，所遗存的未必就是历史学家所期盼的，能否如愿全靠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