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除非她的程度能达到那些制作现代版本的高度专业的学者的程度，否则就有可能因好高骛远而犯错。我们先把这一点放在一边。）即使如此，事情仍未终结。她手边的这份原始文献必然贮放在某个档案或资料室之中。原始文献为何出现在那里？此前又曾在哪些地方出现过？数百年来它又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譬如《君主论》成书19年后始得出版，这个事实又说明了什么？）这种形式的询问（如同艺术品交易商对画作的处理）就被称为追查文献出处，其实就是历史溯源的工作。诚如克拉克之言：“‘证据曾经过哪些人的手，他们又如何处置它’这个问题，不应被限制于那些曾实际利用证据的人。还必须根据哪段历史、哪些人将要使用证据，对那些曾经传播证据的人提问。”G.Kitson Clark（1967），p.82.第三个原则就是厘清文献肇始的原因。它真是甲致乙的信件？撰写它的目的是为表白还是欺瞒？倘若真是一封信件，它又可曾递送？乙是否收到此信？如果收到，又是否曾阅读？如果确实阅读过，乙是有所处置，还是置之不理？问题几乎无穷。当然，文件也可能是海关人员的一份记录。他是否如实登记货品？抑或只是捏造一份足使上司满意的记录？即使他一丝不茍，是否仍可能在若干数据上有所失误？待考察的问题仍有许多。

倘若在我们尽力奉行上述三个规则之后（而非之前），就能转向纵向知识的后半部分。你应该还记得，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不过是纵向知识的第二层面，亦即证据肇始迄至时下持续的时间。但是，证据出现之前的稍早阶段又如何？促成证据产生的原因或理由何在？这类问题亦有待了解。不过暂时不讨论这些。前因与后果将在稍后章节中专门讨论。

遗迹并不发言

上述所涉及的是恰当分辨与处置证据。然而这还不够。倘若你将所有资料提供给一位不曾受过训练的研究者，他必定困惑不已，乃至绝望地大叫：“这些玩意到底有什么意义？”有这种反应很正常。有关证据的真正重点就是证据必须被加以恰当地诠释。我们必须明白它为什么是证据。在此，我们业已就作为遗迹之证据与作为论证之证据作了明确区分。本章标题为“作为遗迹的历史”。若干往昔事件至今仍留有痕迹，而我们必须研究的也就是这些。然而遗迹不会说话，骨骸、城堡、文件，无不默待于一旁，只等待我们去利用，是我们使它们发言，是我们去决定它们的意义。唯有我们对它们有所了解（或自认有所了解）之后，它们才能被人视为某些事物的证据。就像传统侦探故事所表示的，我们可依循不同方式了解往昔的踪迹（脚印、毛发、便条）。若置之于无知之人之手，遗迹证据就沉默无语。是我们将它诠释成了某事的证据，并将它化为用以论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