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笔者业已从上一种类中分辨出，我们大部分的历史知识来自哪一类人造物品。沟通证据则能显示沟通意图。其中包括歌曲、洞穴与山岩上的绘画、武器与石块上的铭刻、庙宇中的雕像，以及许多（尽管并非全部）其他形式的艺术品。多数沟通性人造物品，均附有某种记录，从埃及的象形文字到电子磁带、软盘等等。然而有记录的证据，又应当有所区别，有些是供时人过目的，有些则为了出示后人。See also ch.6，p.130 above.甚至如萨缪尔·约翰逊那样诚实的人，也坚持认为撰写墓志铭时无人信守诚实誓言。国王与暴君树立碑铭、打造勋章，是为了感动臣民，也为了感动后世，就如同雪莱笔下的奥西曼提斯（Ozymandias）。政客与将领撰写日记、出版回忆录，目的是为了个人声誉，而不在于事实的真实性。即使已去世的人，仍在墓中追求着许多已遭遗忘的事业。因此，历史学家宁愿见到仅供收信人过目的私人信函。这些信件的用意并不是为了影响历史学家。

（4）过程证据比较少见，却不得忽视。从往昔迄今，它一再发生，它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例如，一块麦田可以是早期耕耘种植措施的证据，虽然这些措施已不再存在。而证据就在于作物生长的过程之中。因此，一个社群可能守秩序或不守秩序，夫妇的婚姻关系可能和谐或有裂隙，这个人可能有礼貌、有知识，那个人可能粗鄙没文化。总之，社会发展、婚姻生活、培养成人都是过程。而这些都能构成往昔事件的间接证据，纵然这些事件本身并非是至今留存的。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个过程的结果。

与过程证据相关的问题，必须与诘问任何证据的其他问题相区分。这个问题就是追究遗迹所经历的整个过程。文献可以更换、可以销毁，大厦可以倒塌、可以摧毁，也可以重建。然而很少有遗迹在经历无数世代之后，仍以原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是故我们应当发现其存在的时间内所经受的遭遇，有时这个存在时间可长达千年以上。历史学家尤其需要掌握过程，凡源出自往昔之物，必经由过程而形成它今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状态。否则历史学家便会完全误解证据，比如错认为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出自诺曼（Norman）时代的建筑师之手，抑或新天鹅堡（Neu Schwanstein）出自中世纪的日耳曼工匠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