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巧一旦成熟，就能开发新资料。这些技术已被大量使用于（如凡西那〔Vansina〕所描述的）对无文字民族进行的研究。他们虽不能借书写来记录本身的历史，然而却能将它保存在通常是非常精确的记忆之中。即使如我们有文字的民族，仍然有许多人或因年龄，或因缺乏教育，不能写下他们的回忆，然而却能述说超过六十、七十或八十年的生活经验中的重大事件。因此历史领域中的新部分，尤其是社会史，业已被打开，只等历史学家浏览。

但是，不只老迈之人与贫困人士能提供重要历史证据。不只独裁政府，几乎所有政府都不大情愿将档案公诸历史学家。结果往往是重大事务均遭隐匿，不为公众所知。上述企图并不成功（比如说1917年英军内的一些哗变事件）。是回忆录及口述研究而非书面文献，使得真相仍能为人所知。关于英、美两国政府企图扭曲历史的事例，可参见盖文·普林斯（Gwyn Prins）之《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文，收录于P.Burk（1991），pp.127-128，131-132，135-136。

因此“当代史的撰写不能没有口述资料”。Vandecasteele-Schweitzer and Voldman in Perrot（1992），p.41.至于访谈对象，塞尔敦（Anthony Seldon）和帕普渥斯（Joanna Pappworth）二人的大著表明，已不必受限于贫困、无文字及受压迫的人们。这二人已经看出“自锻铸或目击历史事件者处搜集资料”的重要性--也就是指领袖人物而非群众。塞、帕二人曾引述一位专业历史学家的见解，他说这类口述资料足以透露“人类动机的复杂性，以及历史‘真相’的难以捉摸的本质。关键就在于证据，在于文字与事迹间的含混关系”。See Seldon and Pappworth（1983），p.156.这种说法正如同俾斯麦所坚信的文献资料无用说。See above, p.81.

当然，口述历史亦有缺陷，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不能追溯超过一个世代的事情。The study of oral tradition is another matter.See Vansina（1973）.它却能在当代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当代史（大约半个世纪以来之事）十分有益，不仅是其中所述说之事很有价值，同时还有它能给予历史学家绝佳的训练--这种训练成果足以使他用之于较早的各时代。See Butterfield*餾 remarks，p.76 above.See also Seldon（1988）.另一个好处尤为妇女史研究者所称许：“在妇女史领域中，记忆乃是中心问题，因为女性一直是受压抑的群体，她们的历史曾遭否认。召回她们的记忆就是召回她们的往昔、她们的历史……”Vandecasteele-Schweitzer and Voldman in Perrot（1992），p.43.因此，对增进某一族群的历史性（这就是促使他们觉察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一重要工作而言，口述历史的助益甚大。For ‘historicity’ see pp. 41-42 above.

以上所述，仍嫌简短。若要深入研究口述历史，我们可参阅下列各位名家的经典作品：如凡西那和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的、汉尼吉（Herige，1982）的、普林斯的著述，伯克（1991年）编的文集中《口述历史》一文，塞尔敦（1988年）的、塞尔敦及帕普渥斯（1983年）的著述，以及期刊如《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以上作品皆列于本书参考书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