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娃轮流参加演出活动和参加巴黎电台的工作。1936年1月2日，她在喜剧《夫人、先生和小偷》里扮演一个女秘书。她每次演出拿到将近三个比索，相当于一顿简单膳食所需的费用。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她的生活依然如旧：扮演小角色，隔一段时间出场一次，没有保障，食不果腹，希望和失望并存。她什么角色都接受，例如在《要命的吻》里扮演一个女护士。这是约瑟·佛朗哥剧团在国内演出的一出情节剧，目的是让公众警惕性病的危险，演出得到阿根廷社会预防联盟的赞助。在罗萨里奥，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爱娃的介绍，人们看到她精心打扮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为了庆祝这件事，她与女友菲娜·布斯塔芒特去港口散步，还挽着一位巴西水手的胳膊拍了一张照片。她住在一家三等旅馆里，靠织毛线消磨时光。

1937年，爱娃随着几个姑娘来到安娜玛丽·亨利克的电影摄影棚。她们之中有一个将被选中在下一部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那位著名女摄影师默默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姑娘：她体质娇弱，胸部扁平，两条腿生得不直，腿肚子粗短，泰然自若地站在她面前。安娜玛丽知道她应该拍一张性感照片。穿泳装上场是可行而又不伤风化的极限。她不想排斥任何一位候选人，便请一位前来求职的姑娘把她的泳装借给没有泳装的爱娃。年轻的爱娃穿上泳装走到平台上。摄影棚里一片嘲笑声，只见泳装在爱娃身体四周晃荡着。女摄影师于是决定给她乔装改扮一下，用棉花塞得胸部勉强鼓起来，用夹衣服的夹子夹得泳装贴紧肚皮，还要她一定把两条腿蜷缩起来。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爱娃强装笑容，显得非常虚假，极不自然，几乎是可怜巴巴的。

然而，爱娃没有抱怨。现在她距她如此渴望的这种奢华的生活已经很近了。她可以看到阿根廷贵族阶级很有派头的贵妇，在她们穿着讲究的假正经的女儿们陪同下，坐着敞篷车去歌剧院；她可以闻到豪华餐馆里烤鸡鸭散发出的香喷喷的味道；她可以去很专属的骑师俱乐部前面码头的斜坡上散步。总之，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了。

她雄心勃勃，可是她是否意识到自己缺乏才华呢一位无情的女友后来写道： “她对演员的职业意味着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对于那些通过顽强努力取得成功的明星，她表现出的只是惊愕与蔑视。她羡慕的不是她们的才华而是她们的地位。她公开表示吃惊，认为她们不会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潜力”。不管做什么事情，爱娃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工作，而是它所产生的印象……在爱娃与演员生涯之间，隔着一堵缺乏理解而并非缺乏智慧的墙壁。她不肯下任何工夫改善她的语调和措辞(这一点从她后来的表现看，她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她有模仿的天赋、准确的听力和极好的记忆力。她常常能记住主要演员们所扮演的角色，可是她专门只记住那些可能对她有用的人的名字或嘲笑过她的人的相貌。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教养和体谅之心，或者至少她不愿意承认，甚至不愿意私下承认这一点。她接受人家有时交给她的小角色，可能是受到要使自己引人注目这种需要的驱使。她台词说得太快，每个句子的结尾都提高嗓门，把在学校里学到的朗诵方式用来说最充满激情的台词。

雇用她演一个小角色的佩叶丽娜·迪勒西证言道： “爱娃是一个透明的小东西，非常单薄，非常娇小，有一张长长的脸。我们用可怜的一点工薪雇用了她。我们每周工作七天，星期天连续演四场。下午，大家集中到化装室里喝一杯。爱娃总是要一杯珍珠米马黛茶，考虑到她体质娇弱，我给她加了点牛奶。她非常瘦，简直一阵风就能刮跑。由于饥饿、贫穷，加之不懂得自我爱惜，她的手总是冰凉，有点出汗。再说她在做演员的工作时也是冷冰冰的，像一块真正的冰。她不是一个能引起激情的姑娘。她很听话、很害羞，是一个忧心忡忡的姑娘，笃信伊塔蒂圣母。演完戏，我邀请她去我家。我常常对她说：‘亲爱的，演完戏就来我家睡吧。深夜三点钟回你自己家有危险。’我临时给她搭了张床。她吃得很少。我想她从来吃得不多。当她的黑面包成了一种回忆时，她又没有时间吃饭了。她生活中唯一的爱就是她哥哥胡安，一个很可爱的家伙。”

在所有这些磨难之中，她每天都要去皮拉尔教堂寻求一会儿的安宁。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最漂亮的教堂，它那典型的殖民地氛围令她着迷。阿尔坎塔拉的圣彼得木雕神像，脸和身体都显得清瘦，上面有一段铭文： “啊!快乐的苦修，给我带来如此多荣耀!”这座神像促使她思考自己的生活，唤醒她青年时代的向往。

受尽屈辱、被粗暴地拒绝、遭受男性侵扰、疯狂地期盼和在二三流戏院里卑贱地奔走的五年。失望伴随着希望，因为爱娃是蹩脚演员。她同时具有下述缺点：发音不准，对语言的掌握不够，性情冷漠，缺乏台风。她人太文静，既没有表现出演喜剧的天赋，也没有表现出演悲剧的天赋。她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保护人。她没有钱，只能做一些小事情，1937年在贝尔格拉诺电台工作，无论什么活儿都接受，还得继续忍饥挨饿。谁也不知道她是否受到诱惑，想去当妓女或者去博卡小区一家下流酒吧工作。人们知道，她的感情生活是在十五岁时与阿古斯丁·马加尔迪开始的。当演员这个职业，给予这个身材苗条、目光热烈、肤色亮丽、褐色头发呈挑逗波浪的姑娘许多艳遇的机会。真是这样吗人们都说是与有钱人。这方面的流言蜚语闹得满城风雨。一位名叫卡尔拉姆·圣地亚哥的记者当时写道： “爱娃是一个放荡的姑娘。这个国家有多少男人她就认识多少。”“她可能委身于一些男人，”这位记者又说， “她父亲的回忆……可能还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困苦，她无法再爱。这是可能发生的……”

在《乡巴佬，更多乡巴佬》这出戏里，爱娃作为钢琴演奏者排在海报下方。这个标题显示出这部作品的文学品位。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里，她扮演一个纯朴的女中学生，只在第一场出现过。这出戏描写一些富家女孩子在美国读寄宿学校的情形。爱娃在排练时引起了伙伴们的嘲笑，因为她穿着一双质量低劣的拖鞋和一双棉纱长袜。她假装什么也没注意到。不过到演出时，她的穿着无可挑剔。 《罗丽塔》那出戏的海报里根本没有提到她，因为从头到尾她只担任一个跑龙套的哑角。《相思病》演了两个礼拜后失败了。在这出戏里，爱娃参加了一些群众场面，只有一句台词： “不! 不!够了! 你这个疯子，你让我摔下去了!”在《如果老年人昂起头》这出戏里，她扮演一个乡下女仆、单身母亲，哼着探戈曲哄她的宝宝入眠。爱娃·庇隆基金会的档案明确地告诉我们，1936年5月，爱娃在佩比塔·穆诺兹、约瑟·佛朗哥和埃洛瓦·阿尔发罗的剧团里找到了工作。十七岁的她，跟着这个新剧团在国内巡回演出。她并不是连续地参加不同戏的演出，而且所担任的角色都是哑角。她演得成功的片段是在下面这些作品里： 《这可不像我岳父》《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会死的莽汉》《贵妇》和《绅士与小偷》。对于这位初入道的女孩子来讲，生活仍然艰难。可怜的一点薪水要在不计酬劳的排练结束后才能拿到，演员们还得自备戏装。在这个圈子里，你要想获得成功，初夜权是免不了的，但爱娃没有那么随和的名声。

不过1937年的情况要好一些。在为《藏宝洞》一出戏选拔一个角色而举行的考试中，女演员佩叶丽娜·迪勒西注意到了她，让她参加庇兰德罗的《殖民地新闻》的演出。她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佩叶丽娜常常临时搭张床，留她过夜，而且促使她与广告社接触。机会终于来了，导演查斯·德·克鲁兹让她参加影片《二等郊区》的演出。这是她头一回在电影里扮演角色。这一年，爱娃进入贝尔格拉诺电台，参加无线电广播剧团的演出。年底，她加入了莱昂诺尔·里纳尔迪和弗朗西斯科·齐亚梅洛剧团。

这些年间与爱娃交往的人都说她温顺，例如佩叶丽娜·迪勒西就说她“很听话，显得腼腆”。另一个人说她“和善，谦虚，可怜”。剧院的一位领班弗朗西斯科·洛佩兹说她“胆小，乐于助人，十分谨慎”。男演员佩德罗·瓜图克西则说她“不烦人”。没有人估计到这个年轻的乡下姑娘的潜力，她虽然缺乏才能，却雄心勃勃。受到出身的复杂因素影响而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个姑娘竭力赢得首都的人们的好感。她可爱而不轻信，热心助人而不卑躬屈膝，寻求可以帮助她忍受孤独的同情。她对好几个人表现得特别友好、忠诚，因而成了他们的朋友。男人总是有兴趣帮助她。

爱娃不喜欢倾诉衷肠，对自己半明半暗的女演员私生活始终守口如瓶。但是对首饰、浮华之物、炫人眼目的东西，如玫瑰、宝石、法国高级时装等，她已经显示出过分的兴趣。可是，她用什么为自己弄到这些东西呢她经常穿鲜艳的蓝色或红色衣服，两腿修长、胸部扁平，面部的表情不是偶尔容光焕发就是目光暗淡、忧郁、伤感。她不抽烟、不喝酒，饭也吃得少。这个耽于幻想的天主教女信徒有一股顽强的劲头，需要的时候就祈求神灵保佑，终于使报刊报道了她的演出。她的朋友也开始多了起来。她经常在粗俗的广播连续剧里扮演懒洋洋的小姐。

后来提到这段岁月时，爱娃简单地称之为“我的演员生涯”。她并不试图否认自己当女演员的过去，但绝不愿多谈。成为电台的明星之后，有关她的生活，她向采访记者提供的是非常空洞、往往非常矛盾的情况。她说她先在喜剧院演戏，后来才进入国家电台;或者说她先是受聘于普里耶托电台，后来才受聘于阿根廷电台，是黎塞奥给了她登台演出的头一次机会。她忘记了或者不愿意回忆那段困难时期。那时她捡一个又一个小角色来演，同时为广告当模特儿，为的是增加一点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