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船主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是爱娃的密友之一。1947年夏天，爱娃去欧洲兜了一圈，这次访问或许是个公私兼顾。奥纳西斯的一位老朋友——阿尔贝托·多德罗是其随行的成员之一。当一行人抵达蒙特卡洛在巴黎宾馆短暂小住时，在蓝色海岸休假的奥纳西斯和蒂娜夫妇，应爱娃邀请到其宾馆共进午餐。奥纳西斯向多德罗透露了他对胡安·庇隆之妻的仰慕。午餐后，奥纳西斯要求多德罗安排他和爱娃在更亲切的环境下相会。于是奥纳西斯应邀与这位阿根廷美人又一次共进午餐，是在爱娃位于意大利利古里亚海岸的圣玛格丽塔·利古雷拥有的一座度假别墅里。爱娃以真诚的热情私下接待了奥纳西斯。他们做了爱。爱娃亲手为他做了一个煎蛋卷，奥纳西斯表示欣赏，签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捐给她的一项慈善事业。他后来说：“那个煎蛋卷很可口，但也是我所吃过的最贵的煎蛋卷。”

那个时期，一位欧洲的外交官与爱娃有一段稀奇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这位外交官被派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替他的国家说情，因为他的国家有一个生死攸关的需要，就是阿根廷的小麦。胡安·庇隆有总统的权力，但爱娃的话胡安·庇隆不能不听，而这位外交官则对爱娃·庇隆言听计从。爱娃明确表示对他感兴趣，他便愉快地跨越了纯外交关系的界线。然而，这走的可是险棋。无论如何，他绝对不能冒犯庇隆将军，也不能冒犯爱娃。他与爱娃的关系密切但是脆弱。他自己也没能很好地弄明白这种关系的确切性质。他是爱娃的献殷勤者，说什么也不能失去这种难得的地位。出门在外，不管是参加慈善晚会还是公共集会，爱娃都希望挽着不会受到任何怀疑的男人的胳膊。在经常出入玫瑰宫的人之中，能自夸具备这种条件的人极少。至于这位外交官，不消说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很多。他经常在爱娃的房间里吃早饭，目的是安排一天的日程。爱娃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安排，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睡衣滑落了，裸露出两条腿。外交官不知怎么办，只好看向别处，试图集中注意力欣赏墙纸上的图案。他没法知道爱娃期待他什么，真诚地祈祷什么事也没有。而后有一天，答案有了，像山泉水一样清澈。他早就有风流浪荡的名声，总统夫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不对她施展他的魅力。是因为她不动人，所以不讨他喜欢吗于是，他尝试用言语来消除她的疑虑，可是越来越明显她不会无限地满足于言语。他不能冒失地拒绝她的调情，从而招致她著名而可怕的训斥。他们定下来第二天早上六点相会。官方日程上标明“会见”，但没有提到是私人性质。他通宵未眠。首先是因为这道简单的难题：是去还是不去 自己国家的全部分量压在肩上，他翻来覆去地掂量着这个问题：他能够体面地对总统夫人说行，另一方面能够明智对这个女人说不行吗接着还有一个更乏味的问题：他究竟是行还是不行 即使一切证明他是一个有正常性欲的男子汉，他也非常希望自己掌握主动。就算他没有选择爱娃作为合作者，他也清楚地预见到他将面临的巨大压力。

最终，他像囚犯似的去接受约定的召见。数年之后，他讲述了那场面，不太像一个好学生讲述自己完成得出色的作业，倒更像一位突击队员讲述自己完成的一项任务。他心理上准备好了去迎接那等待着他的战斗，长期风流浪荡的经验使他获得了肉体和心理上的全部武器。实际情形超过了他在来之前夜里想象的全部情节。他体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仅此而已。爱娃大部分时间是谈论政治，挂在心头的尤其是外省一位市长的表现。那位市长对她不够尊重，或者有类似的问题。外交官解释说，总的气氛严重影响了他集中注意力的努力，使他明白不管对不对，他并没有创造奇迹。他预备了在兴趣低落时交谈的一长串话题。这些话题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与实际在床上发生的事没有关系。正当他男性的自豪感开始绝望时，总统夫人一句话说到一半突然停止不说了，接着轻轻地叫了一声。他还没有明白这中断的原因，总统夫人又开始说起来了，在几秒钟之前中断的地方重新捡起了她的独白。这个阿根廷女人最终拿出了他祈求的果实……

这些贵妇小客厅里的轶闻趣事不应该掩盖主要的东西。庇隆和爱娃一道发明了“社会公正主义”。按照庇隆的解释，所谓社会公正主义，就是社会公正的学说。这是否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究竟是一件纯粹蛊惑人心的事情昵，还是受到了爱娃通人情的影响不管怎样，独裁者们的这位朋友本人多少变成了一个独裁者，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措施，如增加工资、带薪休假、退休、每年发薪十三个月。“土改”一词传遍农村，激励着农民，而令大地主们发抖。在这里，怎么能怀疑明摆着的事情呢阿根廷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完全支持现政权，并不是他们那么相信庇隆，而是相信他们的“圣母”爱娃的话。每天从十四点至二十三点，总统夫人接见所有有话想对她说的人——想对她倾诉自己的忧虑的人或仅仅是想见她一面的人。她回复所有来信，接见工会代表团，创立和支持许多慈善机构(如家庭、工人住宅等)，其中多数以她的名字命名。她的名望不断提高，掩盖了庇隆本人的名望。不过庇隆并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因为爱娃是推行社会公正主义的理想工具，他善于将她利用到底。1952年爱娃已经生病，可他还让她坐在官方的车里到处走，其目的说不清是想得到什么，总之是想得到只有爱娃才能得到的东西吧。

爱娃不是说过最动人的一段话吗： “当一位工人叫我爱薇塔的时候，我高兴地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正在工作着的所有男人的伙伴和朋友。当我的祖国的一名妇女叫我爱薇塔时，我就想我是她的姐妹，是人类所有妇女的姐妹。实际上，我不需要作出任何努力，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感到自己是为此而生的，感到自己应该对卑贱者负责。我与工人们并肩斗争，好像我就是他们车间或工厂的工友，对于相信我的妇女，我把自己看成她的大姐，对她们所有人的命运负有部分责任。”

关于爱娃那不可思议的工作安排，导演玛格丽塔·沃尔曼留下了一段富有说服力的证言：“我再见到她时，她已成为‘夫人’，就像她身边的人称呼的那样。她具有明显的个性，我注意到的首先不是她那些异乎寻常的首饰，而是她的肤色，白晳有如大理石，晶莹胜似珍珠。她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工作，身边有众多秘书和警卫员。她的的确确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可想象的杂七杂八、乱哄哄的人包围着。那些人都是来求得她的帮助和恩惠的。她总是保持着仪态高雅、衣着讲究，完全看不出被所有那些拖儿带女的家庭散发的难闻气味所烦扰。这些家庭来自遥远的地方，有些来自萨尔达省或图库曼省，在那里一天一天地等待着，直到受到接见……他们真可谓是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各个厅室里安营扎寨。爱娃为了一些舞蹈演员和编舞者的事，多次在那里召见我，因为他们都求助于她，希望能从科隆舞蹈团获得聘用合同。我目击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圣诞老人接见会’：那里有要自行车的，有要住房的，也有仅仅要钱的，以便带着全家人返回所来的地方……有许多穷人一到首都就迷了路。他们都听到了有关爱薇塔的传说，跑到首都来的唯一希望，是想亲眼见她一回。爱娃总是穿着打扮华丽加上他们近似宗教的崇拜，使得这些深信天主教、心灵单纯而慷慨的百姓，把她比作身上缀满宝石、穿着名贵衣服的西班牙—印第安圣母。”

爱娃·庇隆是那样家喻户晓，很快，在西阿根廷西北各省出生的半数女孩子，都取名爱娃或玛丽亚·爱娃。少女们还都效仿她的发式，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挽到脑后梳成发髻。爱娃成了时尚的标准，解放女性的楷模。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阿根廷，她并没有得到所有人一致的爱。整个贵族阶级(社交界的、经济界的)厌恶她，可能因为她嫉妒他们。军队(虽然是庇隆的力量之一)认真地监视着她，担心她对将军施加特别巨大的影响。但是，爱娃挺机灵，反抗渐渐被化解了。动人的微笑容易征服人心。不管怎样，爱娃背后有“无衫汉”们支持。穷光蛋们、饥寒交迫的人们与新大陆最高雅、最能花钱的女人之间奇特的、激动人心的联合!请注意，在这种联合中爱娃没有丝毫虚情假意。她领子上佩带着价值数百万比索的珠宝，去参观最贫困的社区，进到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厕所里；她手上所戴的钻戒，仅仅一枚就足以让一个受救助的家庭生活好几年，而她就是用这双手给予穷人慷慨的救济。这也不妨碍她在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上，向台下心醉神迷地看着她的成千上万泥腿子喊道：“亲爱的‘无衫汉’们，我为自己曾经没有衣穿的处境感到自豪……”不错，她演说的主题是希望，她几乎总是说：“我过去像你们一样。请看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功。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获得成功。”总之，她把自己像一个美好的梦想、像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献给他们。这是不是说，阿根廷的天空对她来说就没有任何黑点了呢不。有位记者斗胆宣称，阿根廷的财政仅仅因为爱娃的双向挥霍而负债累累：一方面是她的穿着打扮，另一方面是她施行的救济。这位记者阴险地补充说：“我们要求把爱薇塔·杜阿特的个人预算削减50%。”这个傲慢的家伙肯定要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