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能证明的假设常常是伪造的。人们宁可把错误事后合理化，也不愿真心实意地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事后合理化”是当错误地描述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之后，将其合理化的一种方式。体育报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解释比赛结果的时候，运气这个东西常常被轻描淡写，而其他一些较少偶然的因素则被抬得很高。例如， 1999年曼联队拜仁慕尼黑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曼联几乎以1-0全场落后。但不可思议的是，曼联在三分钟的加时赛中连进两球获得冠军。评论员克莱夫 .泰德斯利对第一个进球的反应是高呼拜仁慕尼黑队“胜券在握”，但在做终场报道时，他谈论曼联队获胜的口气就好像他们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其实，曼联的胜利取决于队员们求胜的决心与运气。

在赞成出兵攻打伊拉克这个更为严肃的案例中，要指出爱德华兹、哈曼与霍华德中的哪一位（如果有的话）是在做事后论证，这有点不现实。但至少可以肯定，那些声称如果当时知道就会采取不同行动的人是在自掘坟墓。在战争酝酿期，萨达姆拥有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那些赞成入侵的人列举的一个因素，而官方的理由是萨达姆未能遵从联合国的决议，他没有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工作。这是一个罕有异议的事实，但是事后回想起来，许多人现在仍坚持认为，关键因素就是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断言。霍华德等人强调这个原因，并非因为它是促使他们做出开战决定的关键因素，而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使他们摆脱责任的理由。这难道不是件很讽刺的事情吗？

既然事后合理化能帮助人们接受关于过去那些让人不安的事实真相，我们当然乐于采用。但是，在回顾当初的决定时，我们能诚实地说自己“心中一向只有他人的利益”吗？当我们说自己“做了那时候能做的最好的决定”时，我们真的是在试图努力找出哪个决定才是最好的吗？难道就不能更诚实一点，站出来说：有时候我们因为错误的原因犯了错，但本来是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