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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探索数字背后的意义(2)

追求卓越 作者:(美)汤姆·彼得斯


有人说这些事情(小型团队的热情、问题单单出在规模的说法)属于管理的“艺术”领域,我们对这种说法也很排斥。的确,量化这些要素确实很困难,可能也没有用。不过,面对过去的经验,我们绝对能够明智地、合乎逻辑以及精确地看待这些要素。摩托罗拉总裁约翰·米切尔不愿意让工厂规模超过1 000人,主要是因为“有时候人数超过1 000人,有些事情就会出错”。他的看法难道仅是一种管理的“艺术”吗?还是说这是他根据以往经验所作出的明智推论?我看应该是后者。

那么,为什么理性主义的狭隘定义(“不含人性要素的机器”)会盛行这么久?为什么它还能激发出不错的生产力,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间?部分原因是,当时一切都单纯得多,没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而且经济衰退之后,人们只要有份工作就谢天谢地了。此外,美国劳动生产力最高、产品全世界最棒的“骄傲感”也有影响力。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去25年的管理技巧确实有其必要性。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支持稳健的分析,我们所列的卓越企业都具备健全的分析能力和对产品的热爱;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分析模式崛起之前,人们只能在摸索中进行分析,但它并不适用于复杂的世界。学习如何细分市场,考虑金钱的时间价值,进行健全的现金流量预测,长久以来都是企业为了生存所需完成的重要工作。可是如果本末倒置,一味地追求这些技巧,忽略了产品的重要性,麻烦就会随之而来。分析工具是辅助性的,有时候的确能发挥令人赞叹的作用,可是公司不能以此来制造或是销售产品。

不论是什么理由,过去这种理性管理模式仍以美国执牛耳,如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穷》(Wealth and Poverty)中所说的,理性主义大行其道。史蒂芬·洛尔在《纽约时报杂志》封面故事里指出,世界各国担心被美国的管理技巧所席卷,而不光是畏惧美国的实验室、工厂或企业规模。他引述一位法国编辑瑟万·施赖伯的说法:“美国企业之所以在世界领先,并不是因为财力雄厚或是技术高超,而是靠企业的组织能力。幕后的功臣正是美国企业的经理人。”

不过就在施赖伯出版《美国人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之后的13年间,情况却急转直下。美国企业陷入经济、政治动荡的泥沼之中,动弹不得,一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美国国内各项规范日益增加。不过事实上,许多其他国家也有这类问题,它们却成功地克服了挑战。有人经常引述许多日本和德国企业证明“可以克服这类问题”,它们受欧佩克影响的程度远超出美国,而且面临更严重的经济限制。比起美国,德国经理人更要持续和工会斡旋,德、日企业也较少运用个人经济激励。如经济学家莱斯特·梭罗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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