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大背景，黄华谈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早在10年前就已虑及此点。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背后有苏联撑腰”。河内已经控制了老挝，在那里驻军，“在老挝各级政府部门都派有顾问”。但是柬埔寨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野心，对它进行了抵抗。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不只是边境上零星的交火”，而是一场“可能会持续很久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否则“问题短时间内解决不了”。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对黄华的意思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说，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15年的军备控制协议使苏联取得了和美国的战略均势，和苏联进行贸易等于是“美国在帮助苏联克服它的弱点”。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

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第二天，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在会见中讲得更明确：

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作好准备……如果准备充分，一旦战争爆发，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