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就实行了社会主义联邦制，原先的议会分成了国民大会和民族大会两个部分，民族大会里，捷克和斯洛伐克各自占一半的席位，想要达成一个决议，需要满足两个代表大会同时有多数票通过的条件。联邦国家有总统、总理和政府部长，捷克和斯洛伐克还分别成立了各自的议会，各有一套行政班底，为了要体现两边平等，出现了如此繁琐的体制，但是并没有明显影响上传下达的效率，因为那个阶段，全国人民都团结在同一个党中央的周围，有一个政党独揽权力，还有一个“太上皇”苏联虎视眈眈，所以人们只是贯彻就好了。如果说当时有效率的问题，不是因为班底多，而是因为当一切东西属于全体人民的时候，人们也就觉得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于是首先要做的是，要么窃为己有，要么高高挂起，这样才造成了那个时代的效率问题。“天鹅绒革命”以后，经过几个月讨论，确定了那个大家都不太满意、但能体现出平等的国名，体制还是依照这个模式，有所变化的只是从一个党占据领导地位，恢复到多党联合的民选制度。

在这段变化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1989年12月政府倒台后，被先后指定为政府总理和总统的前共产党高官马里扬?恰尔法，当然，只过了19天，临时大总统就换成了瓦茨拉夫?哈维尔，临时总理这个职位，他做到大选，这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代表“反暴力共和”参选获胜，继续做总理到1992年。

生活在这里，会听说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大事和传奇，但是，我们经常不小心忽略一些细节，比如这种转折期，仔细想想1989年，这个联邦国家有好几套决策机关和行政班底，不管有没有效率，但都在运作中，人们一上街，领导人一辞职，崭新的一切就能像天上掉下来个馅饼一样自动生成，然后万事大吉么？世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呢！所以，一个国家在这种转型中，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成熟都难免发生新的骚乱，能否平稳地过渡，最终稳定地适应新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这位两年半的总理。

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说两个特点并存，万众一心情绪高涨，以及各种不同党派势力纷纷扰扰，上任当总理之前直到任职期间，面对还不甘心于就此下台的党内意见，和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要求，恰尔法运用律师出身所擅长的谈判技巧很快地使各方面达成妥协，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识时务，先是敏锐地看准形势，正面地承认了大势所趋，才能把这种观点转达给保守势力，并且说服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达成妥协，他也非常了解不延迟的妥协在纷乱时刻最重要，几乎是和平的前提和保障。等到行政上理出了基本的头绪，恰尔法也得到了各方面支持，其中包括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和财长克劳斯，政府很快得以着手法律和所有制等基本框架的改革。当时，也偶尔有人对恰尔法曾经是前政府高官耿耿于怀，说是前朝权贵窃取了革命果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其实，判断的标准，不应该是这个人曾经是哪个阵营的，而是他现在的工作方法有没有违背民主制度，这个时候坐在总理位子上，和一党制（事实上的）在中央权力阶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多党民主制度下，他和他的党都没有绝对的权力，他只能工作一个时期，而他的工作也要受到各个党派的制约和监督。多党民主制的设计基础就是大家都擦亮眼睛，发现对方的污点和失误，为自己所利用，这样就可以不依赖于任何人的道德而达到监督的目的。抱着因为他是前朝高官，就说“窃取革命果实”观点的人，反而是没有走出单一集权的观念，以为一个阶级打倒了另一个阶级，以为这位“旧人”还代表着“旧阶级”。经过两年多，成功完成了初步的政府过渡，恰尔法的历史使命也宣告结束，1992年他所在的政党选举落败，从总理的职位卸任之后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别人合伙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就在布拉格市中心一幢浅粉色的楼房里办公，如今事务所的网页上，平淡无奇地写着他流水账般的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