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FBI将我召回华盛顿地区中心局，并将我分派到国外反间谍分队。以特工身份重返华盛顿令我十分开心，但我决心怀着应有的敬意来对待那些文职雇员。作为搜集间谍案证据的特工，我在华盛顿开始了新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也寻找联络人并招募敌对国家的叛逃者，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反间谍。此前的那些年里，我已经目睹过FBI面对的挑战在发生变化。连串的危机事件使FBI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此外，还需要更严格的方法来应对重大事件。在随后的这些年里，这两件事都将成为我工作的重心。

在1972年夏天的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恐怖组织的8个成员劫持并最终杀害了11名运动员。尽管自从1967年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六日战争”爆发以来，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同时，在人质事件发生以前，不止一名西德审判心理学家几乎精确无误地预测到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在慕尼黑运动会并没有部署武装安全力量，也没有设置检查点。而劫持案刚刚发生时，美国也并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联邦机构，因此，只好靠当地和地方警察来竭力应付了。

当营救行动开始时，由一个战术专家与两个政治家共同负责指挥，因此决策几乎都是临时做出的，难以实施。这起劫持案对很多执法人员来说都是个警钟。因为在那之前，在罪犯劫持人质以后，警方的应对措施通常是要求罪犯出来缴械投降。如果劫持犯拒绝这样做，警方就会发动进攻。不幸的是，这种僵硬死板的做法通常会导致人员伤亡。即便没有人员伤亡，由于没有采取完善的步骤和计划，事情的结果也只能凭运气。

在纽约，就在慕尼黑事件发生前一周，警方很拙劣地处理了一起银行抢劫和人质劫持案（阿尔·帕西诺后来在电影《热天下午》中描述了这件事情）。14个小时的围困战成为现场电视直播中的壮观场面，它将3000人吸引到被抢劫银行所处的布鲁克林区街角。幸运的是，人质最终被营救出来了，仅有一名犯罪分子死亡。但对所有旁观者来说，很明显，纽约市警察局和提供援助的FBI特工都对绑架事件缺乏有效的回应。而仅仅发生在一年以前的阿提卡监狱暴动（这次暴动也发生在纽约州），警察应对危机的方案（要求囚犯服从，如果要求被拒绝，那就发动攻击）则更加糟糕。当谈判毫无结果时，州警察就带着催泪弹和机关枪冲了进来，导致10名囚犯和28名狱警死亡。纽约州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后来称这件事是“自从内战以来美国人之间最血腥的单日冲突”，也许只有19世纪末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才比它更加惨烈。

当执法人员在寻求应对这类危机的方案时，纽约警察局乐意走在前列。在慕尼黑和“热天午后”事件以后不久，纽约警察局局长帕特里克·墨菲就成立了委员会，来探索应对这类危机的更有序、有效的办法。委员会的结论导致纽约警察局成立了专职的应急分队，负责应对危机事件。从此以后，再也不必依赖任何首先到场的人来应对和协调危机事件了。他们也起草了章程，强调恰当地控制事发现场，并采用合适的非暴力方式。这和以前的做法完全相反。

1973年1月，应急部队迎来了将这种更谨慎的新办法付诸实施的首次机会，当时，警方需要应对布鲁克林区约翰&艾尔体育用品店中发生的抢劫案。犯罪团伙劫持了九名人质，直接交战导致了一名警官死亡，其他人员有两名受伤。不过，47个小时以后，危机得以解决，全部人质都被营救出来，四名罪犯受到了拘留。

事后反思的结论是：保持克制远比最初就采取攻击性做法要成功得多。反思时也谈到了一个缺点：与店内的罪犯进行沟通时比较混乱，缺乏协调性。这促使纽约市警察局的弗兰克·波尔兹警尉和老练的心理学家哈维·斯洛斯伯格警官受命专门从警官中挑选和训练人才，以便组建全国首个专业的人质谈判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