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当全球恐怖主义成为越来越大的威胁时，我被调到了WFO的反恐分队，识别和逮捕恐怖分子嫌疑犯，并发展线人，让他们渗入我们关注的团伙中去。同时，我还监视着美国境内被我们认为正在帮助中东恐怖组织的个人。当时，很可能只有极少数特工知道伊朗与伊拉克的，或者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区别。但我十分重视了解穆斯林世界及其混乱的政治状况，也会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在随后的八年中，我环游全球，处理恐怖主义事件，并经常将我从FBI谈判课程中学到的沟通经验运用到招募线人和调查恐怖分子事件的任务中去。

WFO反恐分队处理的某个早期例子发生在总部附近。我被叫来协助调查萨尔瓦多前驻美大使的妻子克莱利亚·奎诺泽的绑架案。奎诺泽夫人在迈阿密的家中遭到了绑架。FBI小组来到了奎诺泽公馆，并准备好技术支持，来协助正在商谈营救妻子事宜的罗伯特·奎诺泽。当时，首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绑匪的位置。

每个看过这个时期警匪电影的人几乎都知道，当时，执法人员可以设下圈套、跟踪电话，但这需要花些时间。尽管如今的数字技术瞬间就能完成这个过程，但在当时，手头的信息仅仅限于显示一个拨入电话的来电区域。然而，随着通话时间越来越长，技术专家就越能更精确地辨别出来电者所在的市镇、街区，并在最终确定打电话者所处的位置。狡猾的罪犯知道控制通话时间，但劫持奎诺泽夫人的这个绑匪似乎并不老练。原来，罪犯中有人曾经在奎诺泽家中做过零活，他和同伙将这种与富裕家庭的接触机会视为是轻松赚钱的大好机会。

FBI特工教导奎诺泽大使保持某种适当合作的姿态，同时又提出问题来诱导这次通话。这仍然是拖延时间的策略：刺激罪犯不断说话，同时也将话题延伸开来，以便延长通话时间。当绑架者提出要求时，我们就教导大使将要求分解开来，然后一点点实现它，这就让绑匪不能不打更多的电话。打电话的次数越多，技术小组越能更精密地定位绑匪的位置。最终，技术人员将方位锁定在华盛顿特区数平方英里以内的地区。

我们离罪犯已经越来越近。大使同意支付150万美元的赎金，但坚持说，在交钱之前，罪犯需要向他证明自己的妻子仍然活着。不出所料，绑匪同意了，并告诉大使说，他们会让奎诺泽夫人亲自拨打电话，这样，他就能听见她的声音了。在获得这个信息和绑匪的大致方位以后，我们就严阵以待，准备实施营救和逮捕。我们希望他们将她带到电话亭中。

我带着一支六人小组，在华盛顿西北部崎岖不平的地方待命。技术人员刚刚确定好打电话者的详细位置，我们就立刻准备行动，而WFO的其他特工小组在该城市的其他地方。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特工们会找出正在打电话的嫌疑人，然后跟着他找到受害者被囚禁的地方。在这个案件中，罪犯让我们免掉了这个步骤。

在这场危机的第四天，特工约翰·海尔克和我在该镇犯罪猖獗的地区蹲点，我们坐在涂抹掉FBI标志的车中。车停在匹兹堡酒店附近黑暗的大街上，这个地方破旧不堪，与其名字倒也非常相符。我们从入口处穿过街道，沿街区向下走了约50英尺。附近有个电话亭，我们猜想绑架者可能会用它，这是因为，以前那些电话可能就是在这个街区拨打的。我负责的另外两个小组则在不远处待命。当我们注视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时，心思却都集中在无线电上。确定了打电话者的位置以后，我们马上就会用无线电通知其他人，并做好迅速转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