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总以为“科里多”①只是没有根据的歌曲，《基督山伯爵》也不过是一部小说。最后一天，我这样告诉特蕾莎·门多萨。她的房子坐落在墨西哥西北部锡那罗亚州库利亚坎市内的查普特佩克殖民区，她和我会面时，身边围绕着保镖和警察。我提到爱德蒙·唐泰斯，问她是否读过那本书②，她只是无声无息地盯着我，时间之长真让我害怕我们的对话就此结束。然后，她转过头去凝视着那些敲打在玻璃窗上的雨点。我不知是窗外黯淡光线的阴影，还是一抹出神的微笑，在她唇边勾勒出一道既诡异又残酷的线条。

“我从来不看书。”她说。

我知道她在说谎，毫无疑问，就如同这十二年来编织过的无数谎言。但是我不想把气氛弄僵，于是岔开话题。这个终于现身在我眼前的女人，经历漫长的流亡生涯后，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比起她究竟读了哪些书，才是更加吸引我的东西。

最近八个月，我横跨三大洲追寻她的足迹。如果说此刻的我觉得被她欺骗，也不完全准确。真相往往隐藏在传说背后。但是，从我的职业角度来看，“欺骗”总是相对的：真相和传说都只是工作的内容罢了。问题在于，当你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技巧性地紧盯某个人时，对这个追踪目标，你不可能不产生个人的主观想法。那个想法有力且真实地扎根在你的脑海里，想要从本质上改变它，已经变得很不容易，甚至不那么必要。除此之外，作家拥有一种优势，就是阅读自己作品的人，会很容易认同我们的看法。所以在库利亚坎市那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心里很清楚，站在面前的绝不是真实的特蕾莎·门多萨，而是另一个戴着虚假面具的女子，一个我所创造与想象的角色。通过那些认识她的人，喜欢她或者恨她的人，我一片片地拼凑出她的故事，残缺不全而且充满矛盾。

“您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她问。

“关于您的生平，我还欠缺一块拼图。最关键的那一块。”

“哦，一块拼图。”

“是的。”

她拿起桌上的法洛斯香烟，用廉价的塑料打火机点燃一根，做了个手势，阻止坐在房间另一端的男子起身献殷勤。他左手插在夹克口袋里，一头黝黑卷曲的长发，留着墨西哥味道的卷翘八字胡，是个人至中年、体形魁梧甚至有点富态的男人。